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美术》是中国大陆美术类期刊中唯一关注美术创作与理论问题权威杂志，有美术界的《红旗》杂志之称。到了八十年代末，仍不失为权威期刊，虽然有“两刊一报”(《江苏画刊》、《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以及《画家》的出现。这十年的《美术》(1979-1989)，对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起步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先后经历了何溶和邵大箴两位主编，我是当代艺术圈唯一经历过这两位主 http://news.artron.net/20161209/n892190.html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们残酷而又光荣的日子。这个时期我们用热情搅拌着汉臭、理想混合着白酒，冲破樊笼后的思想潮水沸沸扬扬地激情万丈、日泻千里，在青春飞扬亢奋无畏之中，我们敢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我在1984年12月最后一个日子从湘中小城市娄底来到省城长沙，前往湖南美术出版社报到。那天晚上出版社正在举行一场迎新晚会，其中有许多日后成为我新同事的身影，他们是郑小娟、萧沛苍、郭天民、左汉中、谭天、李 http://news.artron.net/20161202/n889312.html 　　年关将近，心就慢慢地闲了下来。带着女儿回老家为父亲扫墓，就这样，在滇、桂、黔三省毗邻的地界盘桓了两天。会到了多年未见的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几个伙伴。 　　我是在贵州西南边上一个乱山环抱的县城里长大的，不到十四岁就离家在外求学。所以，乡镇、县城之间的往返穿行，于我，是少年时代成长经验的一部分，老人常说：从小看大!一个人能有几个年少?再就是，因为离家较早，我对家乡的记忆，也就永远定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http://news.artron.net/20161125/n887308.html 　　1987年春天里的一天，那天阳光很好。 　　我隔壁办公桌的老邹(邹建平)接到一封厚厚的来自成都的信，打开一看，是一大沓翻译手稿，译的是达利的传记。另外还有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大约是：我叫吕澎，是一位现代美术的学习者和爱好者，毕业于××学校，现在××单位工作，工作之余翻译了西方现代美术××等书，已经在××出版社出版了×& http://news.artron.net/20161118/n885217.html 　　我天生就是一个好事之徒，唯恐天下不乱。毛主席讲“大乱才能大治”，讲得好!没有十年“文革”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如果说1949年的解放是穷苦人翻身做主人的人身解放，那么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是整个国家不分阶层的精神自由。1979年，我在沈阳的一个小工厂当工人，业余习画，经朋友介绍，一次进京看展时结识了星星画会的成员之一曲磊磊，我看到了《今天》，看到了星星的闪亮。 http://news.artron.net/20161111/n883375.html 　　我当兵的第四个年头才被允许回家探望，旅行包里装着女兵们帮我收拾干净的几只鸡，山西老乡不吃鸡，一块钱可以买一只鸡，还给家人买了当地的特产汾酒。离家时是一个身高1米64的中学生，四年后长了10公分，父母几乎认不出我来了。 　　不久前以一部宣传计划生育题材的幻灯剧获得了全军幻灯汇演一等奖，部队首长答应给我记二等功，但怕我骄傲自满就不了了之，我为此还耿耿于怀。刚在北京军区炮兵创作组完成了一幅赞美对越反击战英 http://news.artron.net/20160902/n863479.html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的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以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这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学校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准备应对来年的升中考试，决定取消我们的图画课。这对于一个自幼喜欢画画，且图画成绩一向优秀的小孩子而言，无异于抽薪止沸，苦闷之情可想而知。在我和几个同学力争无果的情况下，我悲观失望，就是带着 http://news.artron.net/20161104/n881370.html 　　一切历史上能给一个人，或一代人，以及一个民族留下痕迹的，都是有意义的，放入历史的上下文里，就不能有好与坏的识别。只有用一种态度来梳理它，一种能超越时代和自我的立场的勇气来约守它。历史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就象你的生母一样无法选择或更改。 　　八十年代应该是七十年代的果，七六年的文革结束，才有的八十年代的活跃期，那时人们相信，今天已不在提起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了，长期的意识形态捆 http://news.artron.net/20161028/n879473.html 　　其实，记忆是不能选择的。不一定只记幸福或痛苦的事，往往更多的是闯入生活中的陌生事。八十年代伊始，我的生活悄然地转了一弯，自此走向另一个我，直至今天…… 考大学 80年春天的高考，是我艺术之路的起点。虽然少年时就开始画画，是无师自学，以临摹起家。一路地临摹芥子园、于非闇、刘奎龄的印刷品，从少年到青年。我曾带着工笔画的牡丹花和狮子、老虎等一大捆“临品”去参 http://news.artron.net/20161021/n877443.html 　　我考美院有些坎坷，八三年一次，八四年一次。贵州艺校的同学中有五个人考上了央美。他们是赵竹、周吉荣、余成、胡谋，我和余成头年落榜，第二年才考上，那时考美院的人除央美附中的应届生能考上美院，其他的人想都别想。首先，每个系每年就招几个人，全国的人尖都来拼抢这稀罕的机会，其艰难可想而知。赵竹拿到油画系四画室的录取通知书时，高兴到什么程度?借了一辆摩托车狂飙，居然在上坡时撞了棵大树，树没受伤但他的大腿断了 http://news.artron.net/20161014/n874109.html 　　1980年到1989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从一个15岁的懵懂少年变成了个大学老师。这近九年中国社会发生很多大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在变革，而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就在离我们学校不太远的中南海。虽然那时墙外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十分明白，而我偶然成为了这段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并从未停止过对这一切的关注。 　　80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 。我父亲是个军人母亲是做妇女儿童工作的，离开了家离开了熟悉的松花江边、友谊路98号、 http://news.artron.net/20160930/n872232.html 　　我喜欢北京，因为他绝对是一个爷们城市，那时也没有现在这样多的雾霾。这是一个多朝古都所在地，空气里自然少不了弥漫着政治的气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红楼我还经常去欣赏一番，我喜欢这种味道，也能回想起十来岁时在101团阅览室里那些可以让我任意阅读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以及作为内部读物的《参考消息》。可能因此，我自然容易对崔健和八十年代后期的异常风云产生共鸣，重要的是我告诉自己，必须用已经掌握的绘画技能 http://news.artron.net/20160923/n868398.html 　　我想，我是一个画家，但更像一位士兵，一位服从内心召唤的”士兵”。内心是人体最强大的指挥机构，它发出指令，要求主体实施行动，勇敢履行使命便是高尚的人。托尔斯泰，鲁迅，毕加索，梵高，安迪，海明威等等，所有这些令人折服的先辈们，几乎都是以服从内心召唤而成就其事业的，我崇拜这样的人。 　　迷人的鲜花在绿叶中争艳，健壮完美的人被设计得行动自如，奇异伟岸的建筑与城市相融，科学和艺术天才为 http://news.artron.net/20160909/n865798.html 　　我16至20岁，在中央美院附中,是吃集体食堂,住集体宿舍度过的,宿舍是一个大教室,里面挤满了上下床,一个不隔音的胶合板墙,隔出两个空间，塞进我们全部的二十九个男生。晚自习后只有半小时洗漱，体育老师就会跑来，催赶着熄灯睡觉,早上天不亮就被哨声吹醒，迎着北京冬天刺骨的寒风，睡眼朦胧的顺着美术馆后街跑到宽街，再顺着旁边的胡同跑回学校，然后，做早操上早自习再吃早餐，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四年，体育老师姓余，他的外号叫 http://news.artron.net/20160826/n860993.html 　　八十年代的那十年，就像一张表情丰富的脸，这张脸有时真实质朴，让人充满期待。有时阴险狡诈，使人悲凉绝望。但我们毕竟用自己的珍贵的青春时光体验了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得时代，用自己的眼睛读到了那个时代的阳光和阴影，用自己的心灵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和希望，用自己的热情参与了那个八十年代中国艺术的大舞台的序幕，高潮和谢幕。 　　回顾一路走来的轨迹，经历的太多，遗失的也不少，大多随着时间如过眼云烟，留下的是那些 http://news.artron.net/20160819/n8585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