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藏佛是市场重头戏（下）

　　元明清三代皇帝出于个人对藏传密宗佛教的信奉及笼络安抚西藏的目的，都大力扶植推广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尤其宫廷大量制作各类藏传金铜佛像，形成了独特的“北京造像”。

　　这些“北京造像”把持着如今的古代佛像高端市场，动辄百万千万元的成交记录也多是这类宫廷造像所创。收藏者对此类宫廷造像的购买热情一直不减，这也是收藏艺术品中的一个有趣现象，但凡和“皇家”二字沾上关系的东西总是惹得众人追捧。这是由于皇家宫廷所作的佛像无论造型、神态、工艺都是金铜佛像中的上上之品，金水饱满，自然会引起买家的兴趣。“北京造像”的尺寸一般都在20厘米左右，这在存世的金铜佛像中已经很大了，一些特大的，尺寸在50厘米甚至1米高的佛像也基本只宫廷有能力制作出，尺寸大，价位自然不低。最后一个原因，很多的“北京造像”均刻有年款，如“大明永乐年施”、“大清乾隆年敬造”等，刻有年款的造像自是比没刻的造像价格要高出许多。

　　在元代帝王和皇室的扶持和崇信下，大都藏传佛教的发展一直十分兴盛。黄春和先生致力于藏传佛像艺术研究多年，他向《宝藏》介绍说：“为了给新建的藏传佛教寺庙塑像，同时满足帝王和皇室成员奉佛的需求，元代朝廷特别在“诸色人匠总管府”下专设‘梵相提举司’，负责塑造藏传佛教造像。”所谓“梵相提举司”，是一个有组织的宫廷造像机构，自然不像民间作坊里的艺人可以任意自由地发挥和创造，而是在风格和样式上有着统一的要求和规定。也就是说，这种统一风格即是宫廷藏式造像风格，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大都藏传佛教造像风格。

　　统一的风格是辨别元宫廷藏佛造像的一个重要因素。2004年北京翰海公司秋拍时推出的一件13世纪铜鎏金释迦牟尼佛，高12.5厘米，但却以6.05万元的低价成交，从这一价位也可以反映出目前我国佛像市场还远不成熟，此像躯体束腰，衣纹几乎没有，只在领口、袖口和小腿处以莲珠线表示，螺髻呈塔状高隆，配以简单的绿松石镶嵌。这些具有明显藏地佛像风格的特征构成了此佛像造型的主体，但除此之外，汉地的造像艺术也开始慢慢渗透，他的面像宽平，不像藏地佛像两颊尖削，眼窝也不深陷了，但眉毛仍如藏地佛像般向两侧上翘。总结起来，藏地艺术为主，汉地风格开始逐步影响，这就是元代宫廷造像的统一特点。这尊翰海推出的释迦牟尼佛堪为元宫廷藏传佛像的典范之作，但很多买家却因为它的鎏金保存状况不好及尺寸稍小的原因对其不屑一顾，让它的价位远低于许多一般品的乾隆造像，让人扼腕不已呀。

　　“梵相提举司”虽在元代制造了不计其数的金铜佛像，但流传至今的寥寥无几，今秋各拍卖公司不约而同推出的众多精品金铜佛像中，元代佛像也就有十余尊。

　　明代宫廷造像始于明成祖永乐时期，但只延续到宣德时期。所以现在市场上能见到的明代宫廷造像都是永乐、宣德这两朝的。皇帝的扶植作用至关重要，明代帝王仿效元朝，亦在宫廷专设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于“御用监”，制作藏式佛像。黄春和先生认为，明代帝王重视造像并不同于元代帝王，亦不同于后来的清代帝王，不是出于信仰的目的，而是作为重要的宗教礼品赏赐、馈赠给西藏上层宗教人士，为其宗教笼络政策服务。故宫博物院宗教文物组组长、西藏文物专家王家鹏先生也指出，“明代造的佛像一般都是回赏给西藏的，所以朝廷采取“多封众建”的态度。尤其永乐皇帝特别明显，从西藏来的大小土司，只要拥戴其统治，将前朝的印信交上，来者不拒，就根据级别加封为当地的王、西天佛子、大司徒等头衔，而且还赏赐大量的佛像、金银、绸缎、茶叶等。”

　　遗存至今的明宫廷藏传佛像，包括各国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收藏的，共一、二百件。其中大部分是明永乐时期的，宣德时期的佛像仅占到十分之一。黄春和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分析认为：明永乐、宣德宫廷造像的风格非常独特。从现存实物看，这两个时期造像的艺术风格和手法基本一致，都是在西藏定型的造像模式基础上融入内地传统审美情趣、表现手法和工艺特点，是汉藏艺术完美融合的艺术模式。其具体表现为：造像躯体浑厚，造型敦实，体态优美大方，面相宽平，双目平直。衣纹都采取内地传统的写实手法，有较强质感。佛像头饰螺发，身着袒右肩袈裟，菩萨戴发冠和梳发髻，上身饰网状的璎珞，下身着长裙。工艺上采取内地传统的失蜡法铸造，胎体厚重，表面都镀金处理，金质纯厚，亮丽悦目。莲座处都有封藏，固定座底封盖为剁口法，元代和清代宫廷造像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这是元明清北京造像的共同特点，与西藏、印度、尼泊尔等地采用包底法不同。当然，永乐、宣德造像制作于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造像也略有一些区别。比较而言，永乐造像保留的西藏造像风格特征多一些，宣德造像西藏艺术特征要少一些，受内地艺术影响多一些；同时工艺上永乐造像也比宣德造像要精细一些。在辨伪时要注意观察佛像的造形特征，而且永宣宫廷造像一般是用黄铜所做，很多后世仿品却用红铜。在永乐、宣德宫廷造像上分别刻有“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铭款，一般刻在莲花座台面的正前方，这样辨识起来就非常容易。造像的署款都是从左至右的顺读形式，而不是当时汉地传统的自右至左的倒书格式。这样刻写主要是为了迎合和顺应藏族人读写藏文的习惯。

　　永宣宫廷藏传佛像的市场一直呈上升态势，在2000年左右一尊普通的宣德宫廷造像价位也就在20万元上下徘徊，但到了2004年，都已经升至50万—80万元了，太平洋公司2004年秋拍推出的一尊明宣德普贤菩萨坐像以55万元成交，而天津文物公司在2004年春拍推出的一尊明宣德铜鎏金无量寿佛像的成交价更高达220万元，这个价位为以后宣德宫廷佛像价位的上升提供了一个台面。而永乐造像虽存世较宣德多，但它的工艺比宣德更精细华美，市场更承认它的价值。尺寸在50厘米左右的永乐造像都可轻易卖到200万—500万元，高21厘米的一尊明永乐款铜鎏金金刚萨埵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也以90万元的高价成交。以1906.2万元成交的那尊大威德明王鎏金铜像据专家考证就是永乐造像，可惜无年款，黄春和先生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刻有永乐的年款，那它的价值决不只2000万的水平。”

　　清代康熙年间，宫廷藏传佛像的制作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学术界公认的这个时期的佛像在艺术水平上是最高的。但康熙款的佛像存世量极少，黄春和先生认为目前国内外露面的康熙款宫廷藏佛只有6尊，中国嘉德2004年秋拍推出的一尊弥勒菩萨像以44万元成交，并无年款，但带有明显的康熙风格，也被定年为康熙时所做。所谓康熙风格，用“造型挺拔、工艺精细”八字可以形容，细看此尊弥勒菩萨像，身上的装饰，如头冠、宝缯、耳环、璎珞和各种钏饰，手法细腻，工艺十分精细，每个细小部位都做到了一丝不苟。头冠采用镂空技法雕出，显得玲珑剔透、精美无比。用这个标准推断，许多年代不定而被简单归为清早期的金铜佛像都可划归康熙的名下。

　　康熙、雍正年间，铜矿开采匮乏，“禁铜令”的发布一时让佛像制作几于销声匿迹，如今市场上难以见到就不足为怪了。而乾隆皇帝重开铜禁，铜产量逐年增长，乾隆皇帝又崇信藏密佛教，加上他好大喜功的性格，宫廷作金铜佛像泛滥一时。据记载，乾隆时清宫造办处曾铸造8套带年款的藏传佛像，分别供奉于皇宫御苑的佛寺和六品佛楼中，每套近800尊，数量之多倒是令后世的收藏投资者为之欢欣雀跃了。

　　市场上出现最多的明清宫廷造像当属乾隆朝。一些没有刻款的可以依据其造型特点划分为乾隆造像，而更多的是带有“大清乾隆年敬造”甚或“大清乾隆庚寅年造”之类的款识。在艺术性上，乾隆造像却受到专家们的诟病，黄春和先生认为，乾隆造像艺术水平要逊色一些，造型姿势更加僵板，工艺也不如康熙造像精细，虽然整体看上去造型大方、结构匀称、躯体光洁、用材讲究，但缺乏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感人的艺术魅力。其他专家也基本和他持相同观点。但这些缺点恰恰成为市场投资者认可的优点，因为乾隆造像造型大方简洁，金水施用极佳，观赏性强，市场存量又多，就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它缺乏的内在气韵了。它的一般价位也在20万—80万元间，有尺寸大，造像独特怪异，品相较好的卖到几百万也是正常，而且乾隆造像的价格还往往超过同类尺寸样式的元明造像，甚至唐宋造像。专家们斥之为“市场不成熟，买家不成熟”，可买家却只会凭自己的感觉喜好着手。

　　在采访完黄春和先生后，《宝藏》请他对今后的金铜佛市场做个预测。他语气谨慎地表示，“明清金铜佛像的市场不会遇到危机，在目前这个价位高下分布的基础上，投资者会逐渐意识到早期佛像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