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批评家眼中的录像艺术

　　黄建宏(台湾艺术批评家)：昨天在会议上有做一个表达，是从整个录像艺术这件事情在欧洲、美国的一个发展上去谈，我在想，如果我先从一个定义或者是一个概念来介入，其实录像艺术跟过去的电影，还有摄影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它比较不是一个单纯的因为机器的关系，因为影像呈现的关系，所以就单纯地作为一个特殊的影像范畴，它没有那么纯粹，摄影、电影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的影像范畴。可是相反它有一个特色，其实在它刚刚出来，为什么人们会想到或者是有可能拿着一个录像器材，就可以以个体的条件就去作为一个创作的手段?其实在那个时候是对于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就是透过电视来作为主要传媒的一个社会的个体分动。所以录像艺术，现在这十年在法国也有类似这样一个重新的解释，就是说录像，其实它是一种对于我们影像跟声音环境的一种个体的回应或者个体对这些东西的一个体会之后的一个表达，也就是说，录像这件事情并不是单纯地只用机器去界定，如果只用机器去界定，其实它不能充分地表达。因为最早的创作者并不是因为他要录像的这些机器所出来的影像作为他的一个美学的表达，而是他透过拿着这样的机器去做一些摄录的时候，他就对社会产生了一个不同的想象跟意义。其实在这个层次上面，录像、影像的时代从摄影跟电影复制性、再现的或者是作为一个更深入的叙事哲学的探讨之外，其实到了录像的时代，是一个影像行动的问题，跟影像交流的问题。我其实会比较这样来看待录像这件事情。

　　这个概念也会支持着，就是为什么在参与这个策展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它有可能是用论坛的方式来进行影像的呈现或者是影像的沟通，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展览。

　　袁广鸣(台湾艺术家)：1984年的时候，我开始做录像，那个时候做录像，就跟论坛所说的一样，其实想拍电影，因为没有钱，所以搞录像。后来真的试了几年之后，发现好像我们所谓的一般的电影，其实叙事性跟故事性是很重要的，但是因为我是学美术的，所以我发现好像那样的事情就交给电影做就好了，忽然发现录像的本质是观念性的，就是说观念在整个录像艺术里边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位置。所以我后来慢慢地在做我的影像作品的时候，又回到影像自身，意思就是说影像不再变成叙事或者是故事性的插画，然后影像就是影像本身，这样回到影像自身的话，影像就会产生力量，而不在依附叙事的故事去表现。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泥沼，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录像跟电影的差别，你说电影是哪一种电影，录像是哪一种录像?我现在完全没有这种困扰，因为我是从工具论来看的，其实都是生产动态影像的工具而已。只是我们在印象当中谈电影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属于那种工业的，大量的，昂贵的电影的想法，实际上像高士明刚刚讲的那种他蛮欣赏“前电影”的一种状态。

　　王俊杰(台湾艺术家)：基本上我觉得录像艺术跟电影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因为电影其实有很长的历史，很重要的就是在于它的叙事性，可是录像艺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打破了叙事性，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比较观念形的方式去呈现。录像艺术可以没有叙事性的包袱，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影像展示的方法，在电影院跟在美术馆里边是有点儿不太一样的。在电影院里边会有一个叫“意识性”，就是观众要走进来坐好，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是看银幕上的影像，可是录像艺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观念性的呈现，所以观众跟这个影像的关系是比较自由的，就是看它一下，离开再回来看一下，每一个影像的片断，要给观众的观点是可以跳跃的。可是电影比较不行，因为它的叙事性的关系，所以有一种连续性，如果中间有一段不看，只看头和尾可能不知道他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它是很不一样的语言。可是因为影像还是有一个所谓影像的语法，所以互相之间会有影响，当然我们现在很难讲说到底是谁影响谁比较多，因为现在互相的关系越来越模糊。如果是以前的话，当然我们会说录像可能受到电影的影响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录像艺术，简单地讲，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观念性，对空间性的处理变成它的一个特色，跟电影本身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