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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诗圣眼中的“大邑烧瓷”》

2004-11-11 10:37:39来源:张天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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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的拙作《诗圣眼中的“大邑烧瓷”》在《中国文物报》主办的《收藏鉴赏周刊》(第110期)上发表后,引起了成都地区古陶瓷收藏家和爱好者的普遍关注和兴趣。

  诗圣眼中的“大邑烧瓷”究竟是什么样子?一个自发的群众性的研讨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大家都希望尽快揭开这个谜。

  事实上,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诗篇已经给“大邑烧瓷”确定了一个客观标准:论胎质,必须“轻且坚”;说釉色,应当“胜霜雪”;叩其声,动听“如哀玉”。

  据笔者考证,杜甫是唐乾元二年(759年)岁末到达成都的,最初住在西郊浣花溪的草堂寺里。以后两年,不断地营造和扩建居所--成都草堂,其间他向韦班“觅松树子栽”,又“乞大邑瓷碗”。事成之后,写诗两首:一首是《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一首是《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韦班何许人也?乃“少府”是也。“少府”是官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隋、唐时期的“少府监”,即管理百工技巧政务的官员;一个是指县尉的别称。在唐代,一县之长的县令叫明府,县尉亚于县令,故称少府。在唐代,县尉的职责是:“亲理庶务,分割众曹,割断追征,收率课调”,即相当于现代主管经济的副县长。无论“韦少府班”是“少府监”也好,是“县尉”也罢,均可说明一个事实:“大邑烧瓷”极可能是官营陶瓷手工业的产物,是数量不多的精美产品,一般都为达官显贵所享有,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可以在市场上随便买得到,那么,杜工部先生是绝不会去韦少府处“乞”的。“乞”到手后,还吟诗赞之、颂之,感慨如此精美的“大邑烧瓷”竟然“急送茅斋”,真是怪“可怜”的。

  在古代,大凡精致、名贵的陶瓷器对原材料、制作技术、工艺流程等要求都很高,成品率低,产量不大,价格高昂,且为官府所垄断,并非一般人所能拥有。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亲戚朋友、同僚同事中,身居高位者众,本人在朝廷曾任左拾遗,还为皇妃作过碑文,名声显赫,在蓉期间,与各级地方高官也颇有交往,想得一件“大邑烧瓷”也得到韦少府处去“乞”,“乞”到手后竟发出“急送茅斋也可怜”的感慨来。由此足见,“大邑烧瓷”在唐代就已是珍稀之物。

  笔者是一个古陶瓷爱好者,收藏史近二十年,为了提高鉴定水平,坚持收藏古瓷片十几年,。调到成都工作九年来,从未间断过到基建工地寻找、拾拣古代陶瓷残片,深刻体会到:隋、唐时期,四川本地生产的陶瓷垄断巴蜀。我虽然拥有数以千计的古代陶瓷残片标本,但也只有两小块唐代越窑青瓷残片;成都著名古陶瓷收藏家李铁锤先生对四川本地古陶瓷颇有研究,收集古陶瓷残片比我执着,他拥有五、六千片古瓷片,但仍然仅有屈指可数的唐代外省的东西。

  大量考古发掘和调查表明:隋、唐、宋时期,四川各地生产了许多白瓷器,精者甚精,粗者甚粗,可惜没有人通过鉴定比较,将“大邑烧瓷”的特征概括出来。

  如同哥窑至今没有发现窑址,但并不影响人们对哥窑瓷器的认识一样,“大邑烧瓷”虽然也没有找到窑址,但通过科学研究,我们仍然能够认识“大邑烧瓷”,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事实上,按“轻且坚”、“胜霜雪”、“如哀玉”的标准来看,我们可以说:四川各地已经出土过不少这样的白瓷器及其残片。对此,我们成都市的收藏家经常聚在一起,将各自在成都地区收集的唐、宋白瓷片,应用比较和类比的科学方法,首先将邢窑系、定窑系生产的北方白瓷区别开来,然后,将成都地区已发现和确知的唐、宋瓷窑(如琉璃厂窑、彭州磁峰窑、都江堰金凤窑、玉堂窑等)生产的白瓷排除,剩下的“神秘白瓷”虽然造型各异,但“轻且坚”、“胜霜雪”、“如哀玉”的共性却一目了然。

  综合研究的结论是:“大邑烧瓷” 目前已见的有碗、盘,炉,其瓷胎之白几乎与现代白瓷瓷胎无甚区别,瓷质细腻、坚致,火候高,硬度强,比重轻;将瓷片彼此敲击,其声清脆悦耳;釉面纯洁,不见杂质,釉色纯白尤如堆脂,色泽温润而光洁,尤如和田白玉一般,亦有白色约显青者,均不见开片、裂纹,缩釉点、火红石斑点等“瑕疵”极少;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釉内隐约可见大小有别、疏密不同的气泡;光照之下的薄胎器,隐约可见淡淡的肉红色;胎釉结合紧密,瓷胎显灰的,上有纯洁度很高的白色化妆土:胎土洁白而细腻的,则没有上化妆土;多数施釉不到底,亦有施釉至圈足的;底足底部无釉,有饼形足、玉壁底足、宽圈足、环形足等典型唐代器足,圈足较宽者,外沿均斜削一刀;有的圈足外,有一圈紧靠圈足的小沟槽;腹壁修胎旋痕特宽,有跳刀痕,在釉下隐约显现;器型规整,有“喇叭口”碗、坦口碗、花口碗等。

  此前,笔者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照片的那只成都市区出土的唐代白瓷“喇叭口”大斗碗残件,釉色洁白,口沿外折,腹壁曲线流畅、自然,有挺拔、秀丽之感,怀疑为“大邑烧瓷”之典范。

  但问题又出现了:据网络媒介报道,在南海一号宋代商船试挖掘出水的4000件文物中,考古专家“看到一些‘洋味’十足的产品,与国内发现的同期产品有着很大的差异。如其中一些‘喇叭口’大瓷碗,其式样在国内从未发现过,却与阿拉伯人常用的‘手抓饭’饭碗很类似”。

  1939年,一个名叫Yu-Lin Kao的外国专家在《四川瓷器的化学分析鉴定》一文中说:“一般认为,唐代瓷器的造型多受希腊和波斯瓷器的影响”。唐代四川邛窑瓷器波斯文化色彩浓郁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我收藏的那只“喇叭口”白瓷大斗碗残件,究竟是宋代的还是 唐代的?究竟是诗圣眼中的“大邑烧瓷”还是阿拉伯人吃“手抓饭”的饭碗?

  最近,笔者看到大邑县一收藏家收藏的出土于本县境内的一只白色喇叭型唇口大碗:碗口外卷成宽唇口,碗口直径21.3公分到21.7公分,高8公分,圈足较宽且不规则,圈足外径9.2公分,笔者断为晚唐至五代的产品。此碗与唐代白瓷大斗碗残件相比较,共同点较多,除器型不同外,修胎工艺更好,釉色亦有所区别:前者白中显青,釉厚之处,青色更为明显。两只碗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碗内壁和底部“软道”特多,“软道”似乎是由手指甲与碗壁、器底长期性反复刮檫形成,与一般用筷子吃饭的碗差别甚大。

  这两只“喇叭口”大白瓷碗或许都是吃“手抓饭”用的饭碗?

  唐代以来,有不少来自西亚的阿拉伯人在四川居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难道南海一号宋代商船出水的“喇叭口”大瓷碗是四川邛窑的“大邑烧瓷”?

  若有科研单位有对“大邑烧瓷”进行理化测试的愿望和要求,我们成都收藏家将全力支持,并无偿提供标本。(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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