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琉璃厂古代窑场批量瓷器“款识”是中国商标化的开端

　　唐宋盛世六百年，四川、成都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

　　唐朝长达289年，什么安史之乱、裘甫起义、庞勋起义、黄巢起义等社会大动荡均对四川无甚影响，唐中后期，虽然出现过一些战乱，但也是局部的、短时间的。

　　那时的四川，政权稳定、社会安定，物产丰盛、人丁兴旺、商贸发达、富甲天下。对唐而言，有“扬一益二”之说，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又说：“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之多，使百工之富，扬又不足以侔其半”，《新唐书》卷一0七〈陈子昂传〉评述蜀中“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由此可见成都经济文化之繁荣。

　　五代十国是唐宋两代的过渡时期。这段时间，天下大乱，国土分裂，战争频繁，而西蜀境内却几无战事，统治者如前蜀王建、后蜀孟昶均能很大程度上实行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文化继续发展，从而，获“天府之国”美称，得“国富家肥”之赞誉。

　　宋代三百年，除北宋最初战乱频繁的三十来年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四川地区经济文化仍然持续长足发展，素来繁华的成都，已成为西南的大都会，“万井云错，百货川委”，“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呈现出城市繁荣、商业发达的盛况。同时，北方地区因金人、元人的入侵，战乱频繁，导致大量难民入川避难。致使四川人口猛增。据史料记载，北宋后期四川的人口已达一千万，南宋前期已达一千三百万，超过了以前的汉代和唐代，也超过了以后的元代、明代和清朝初期。宋时，属川陕四路之一的成都府路每平方公里有四十五至五十七人，成为当时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必然导致陶瓷日用品的不断增加，从而，刺激四川陶瓷产业的发展。

　　北宋初期，邛崃地区因王小波起义，战乱不止，瓷业受损严重，工匠向省内外四处逃散和转移，所以，位于成都东门外锦江左岸的琉璃厂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制瓷产业规模空前宏大，产品种类繁多，陶瓷工艺可圈可点。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琉璃厂窑碗盘等瓷器上大量的系统化、固定化的、形制众多的款识，在中国商品商标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古代陶瓷的款识，是鉴定和研究古陶瓷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鉴定古陶瓷的年代、窑口、档次、品质等方面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古陶瓷自身的范围。例如，唐长沙窑器物中出现的“卞家小口天下第一”和“郑家小口天下有名”的款识，能使我们知道“卞家”和“郑家”是唐代长沙窑中两个产品质量好、经济实力强的窑户，从中也能领会到那时陶瓷业的商品竞争已客观存在。

　　所谓款识是指在陶瓷器上用刻、划、印、写等不同方法，以不同的图形和文字，记载或标明制作器物的时间、地点或制作者的姓氏，以及定制该器的顾主姓名、堂名等，统称为款识。

　　我国古代最早的瓷器款识出现在东汉时期，江苏南京赵士冈出土的青瓷虎子上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的刻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瓷器款识，十三个字，集纪年、烧制地点和窑工姓名为一体。而在四川的新津，曾出土了一件陶制仿古铜尊，刻有“元延”二字。“元延”是汉成帝的年号。

　　四川邛窑系最早的瓷器款识出现在南朝。在邛窑出土的一件四耳罐上，人们发现了近似草书的“永元”二字。这是南齐东昏侯肖宝卷的年号。

　　根据不完全统计，邛窑系的出土器物中还出现过“开元三年“、”天宝九年“、长庆三年” 、“乾符元年”、“政和七年”等纪年款和“枢府”款、“官”款、“奉天置录”款。这些款识是否意味着邛窑具有“官窑”或“官营”的性质呢？这是值得研究的。此外，邛窑还出现过“隆兴四方”、“河浜遗风”等赞颂款和“元符元年李大兴造”的句子款。

　　邛窑系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款识最集中地体现在成都的硫璃厂窑身上。

　　成都收藏家蒲存忠先生几年前偶然发现兴于唐五代，盛于宋，而衰于明代末期的硫璃厂窑极其精彩的各种款识。于是，他执着地进行了硫璃厂窑款识的收集和整理。数年下来，他收集的款识达5200件之多，其中有500多不同的品种。据考证，绝大多数款识系北宋早期即产生。

　　根据笔者所见实物和资料的记载，北宋硫璃厂窑的款识按不同特点分类，计有：姓氏款、姓名款、花形款、动物款、数字款、作坊款、符号款、图案款、点状款、线形款、点线款、圈点款、纪年款、府名款、赞颂款、吉祥款、文字款、句子款、和方形纹样款等。按款识制作方法分，计有：模印款、刻划款、墨书款等。

　　据不完全统计，以姓氏为款识的窑户就有二、三十家之多，如：窦、范、田、念、苟、王、孔、伍、吴、何、蒋、唐、旺、易、马、丘、干、孙、元、罗、通、谢、李、席等（“吉”、“利”等款识既可以理解为姓氏款，也可以理解为吉祥款的，未计算在内）。

　　上述款识基本固定在器物圈足的底部。在此之前，中国历代陶瓷款识和同时期全国其它窑口的陶瓷款识的出现都是零星的、分散的、不确定的。这就是说，要不要款识，怎样做款识，款识放在什么位置等等，都是不确定的，有很强的偶然性。只要熟悉和了解中国陶瓷史的人，对此都不会持有异义。

　　北宋时期的硫璃厂窑独树一帜，率先采用摸印的固定方式，将款识在碗盘等器物的固定部位--圈足底部印制出来，在保持器物造型和艺术装饰完美，也使款识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和比较容易防止假冒的同时，将款识的制作纳入了固定化、规范化和稳定化的发展轨道，从而开创了大批量陶瓷款识转化为“商标”的新纪元。

　　硫璃厂窑的款识品种之多，类别之丰，是当时全国其它瓷窑所没有的，其特点是结束了以往陶瓷款识出现的偶然性、个别性和随意性，实现了全行业碗盘瓷器款识的固定化。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硫璃厂窑场的窑户所生产的陶瓷产品都有自己设计制作的款识。这些不同的款识代表了不同的窑户各自生产的瓷器商品的“品牌”，实质上就是“商标”，而且，从商标的制作来看，也是相当考究、颇有水平的,从中可以发掘出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被后人誉为“诗圣”的唐代著名大诗人--杜甫曾有诗云“暗想旧游浑似梦，芙蓉城下水茫茫。”这说明早在唐代成都就被称为“芙蓉城”了，到了五代后蜀时期，由于成都“城上尽种芙蓉，九月盛开，望之有如锦绣”，故而成都又有了“蓉城”、“锦城”的美名。今天，当我们鉴赏着琉璃厂窑那既具象又抽象的芙蓉花形的款识和商标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四十里城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的古代成都。至于，那些和甲骨文、巴蜀图文、金文相同或相似的款识和商标就更值得专家、学者们考究了。

　　商标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据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解释：“以绘画图样。作商品之标识。依法律于官署注册。禁人假冒者。曰商标。既经注册。有冒用之者。得依法律惩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编译出版的综合百科全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则是这样解释“商标”一词的：“商标指将一家制造商或经销人的商品与另一家制造商或经销人的商品加以区别的一种标志和符号。它可以是一个词，或是一种图形，或者是词与图形的结合。”

　　上述这本具有国际性权威的工具书认为，“公元前，商业上已经使用商标。当时，手工业工人在产品上做上或附上一个可资识别的标记。”

　　可是，我国研究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历史的专家、学者却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商标起源于北宋，“山东济南有一家专造工夫细针的刘家针铺，以白兔为商品标记。这块印制白兔商标的铜版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个商标。”对此，笔者是表示置疑的。

　　这里，仅以陶器为例：早在新石器晚期时期（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我国的仰韶文化黑陶上已有刻划的符号；龙山文化（距今4000-4500年）黑陶上已有图案文字；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陶器上的文字，一般用印戳打印，内容为制作陶器的官名、地名、作坊名等。这表明，我国商标的使用至少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当然，那时侯“商标”的出现可能还是个别的、偶然的、不固定的，也不能构成“广告”的要素。

　　到了唐代，《唐律 疏议》明文规定：“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这说明早在唐代，我国便有了与商标有关的法律规定。只是，在各种手工业商品中，尚未发现大批量的“商标”。

　　大批量的商标究竟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商品上呢？

　　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手工业的出现是商品经济产生的标志，因为手工业生产是完全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而在种类繁多的手工业产品中，陶瓷产品肯定是产品数量最高，消费需求最大的种类。当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在手工业产业中的主要行业--陶瓷行业商业竞争加剧的时候，在人们最需要的、最大宗的陶瓷产品--碗盘上，首先出现大批量的“商标”就绝非是偶然的了。

　　唐宋时期，蜀地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以致于在宋代就产生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交子”。“交子”的出现，不仅反映了经济的繁荣，而且，说明了商品竞争的加剧--这样的商品经济条件，客观上要求商品生产者要在自己的商品上做个记号，或用图案，或用姓名......借此传扬名声，扩大销路；也有别于他人的商品，以便分清责任，防止假冒。于是，在成都硫璃厂窑生产的碗盘上就出现了大批量的“商标”。今天，我们面对如此大量的北宋成都琉璃厂窑生产的碗盘“商标”，还会有什么怀疑呢？在宋代及其以前，还有什么商品能像琉璃厂窑生产的碗盘那样具有如此众多的大批量“商标”呢？

　　现代商标设计的理念认为，“最经久的商标常常是最富于象征性和最能引起联想的那些和首字母相结合的简单几何图案。”当人们看到上千年前琉璃厂窑的一件款识商标-- 竟与当代世界知名品牌“奔驰商标”相差无几之时，无不对这种惊人的巧合感到惊喜！

　　明清时期，几乎全国各地各个窑厂的绝大多数陶瓷产品都有了具有“商标”性质的款识。这一事实出现的母源应该是：北宋四川成都琉璃厂窑大批量碗盘“商标”的出现。

　　四川成都是中国第一个大批量商标的发现地_——这或许就是中国商品商标化的开端！？

　　“商标”是构成“广告”的要素，是“广告”的灵魂和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川成都或许是中国广告的发源地！？

　　此外，作者还认为，在北宋四川成都琉璃厂窑的大批量碗盘中，那些众多的由印摸制作的文字“款识”和印模，其制作工艺技术与当时据说是由毕升发明的陶质“活字”排版印刷应该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对于起源于宋代的活字排版印刷史的研究也是极具重要价值的。（文章仅代表本人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