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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划委员答记者问——翁剑青
2004-03-25 15:00:33来源:“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办公室秘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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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在国际文化生活中,“双年展”这个称谓已经约定俗成地具有标示“前卫艺术”的特指涵义,北京举办的双年展,如何与西方流行的具有“前卫艺术”特义的双年展相区别?国内此前有些双年展曾被国人批评为“西方双年展在中国的摊位”,北京双年展如何避免此类批评?
翁剑青:就“前卫艺术”(avant-garde)的特有涵义而言,是指在艺术及文化上(包括对于意识形态、政治及权威性机构)的反判、抗争及颠覆性的艺术表现(运动)。然而,前卫艺术及艺术的前卫性的概念和内涵,毕竟从属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语境,应该说,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化旨意及表现方式势必出现差异。实际上,无论是西方先前概念中的“前卫艺术”还是中国当代惯称的“实验艺术”,双方及各自的形态与认知也都存在着诸多差异性,这在去年的“上海双年展”及“广州三年展”上也可见一斑。我以为在中国北京即将举办首届双年展之际,重要的不是在于对概念上的“前卫”与否的强调,而是应该在策展和展览过程中,显现出该展览自身的文化方位与尺度,为当代艺术赢得更大的多样性的发展空间。
本刊记者:西方流行的双年展,届届都标榜“创新”,这次北京双年展的主题也是“创新”,请问,我们提倡的创新与西方流行的双年展所主张的“创新”有什么区别?
翁剑青:国际上的多种双年展普遍强调艺术的个性和创造性,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时代变化及文化竞争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运作机制和价值追求的一种客观反应。北京双年展也强调艺术的创造与“创新”,正是基于艺术自身的发展以及它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思考。若艺术丧失了表现语言及观念的变革与创造性,丧失了它与社会的新领域、新思维相对应的能力和责任,也就丧失了艺术的(实质上是人的)生命精神及自我超越的机能。本人认为,北京双年展提倡的创新,应建立在艺术家对于各自的社会及精神生活的体认之上,也即建立在创作者对自身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真诚体验与理想之上,而不是流于对某种流行样式的简单模仿。因为,任何时代的伟大艺术都是出自“那个”时代和“那个”艺术家的“那种”体验与认知的,而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纯粹抽象的、无意识的形式。
本刊记者:东西方美术在艺术观念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是世人共知的不争事实。西方的双年展很容易操作,按照—个或几个策展人的特定“前卫理念”来选择作品,符合他们标准的就要,不符符合他们的标准的就不要,因此,他门的双年展在总体面貌上是基本统—的,是明确的西方价值取向。北京双年展策划委员的工作任务恐怕要比他门困难得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东方和西方两大块,我们将用什么标准来协调、营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总体面貌和价值取向?
翁剑青:本人以为,本届北京双年展以群体而非个体策划人的方式来策划,应该说各有利弊得失。由于本届北京双年展的策划人群体在社会和文化背景及知识结构等方面具有某种差异和互补性,在具体的策划和展品的审议中,也采取了集思广益及投票表决的方式。这样虽然工作量及工作程序多了,但是并非意味着丧失了展览的既定宗旨与理念,而是在群体的见识下,尽可能地保障入选作品在艺术水准及其文化关注方面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并由于这种群体参与下的公议与商讨,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应有的失缺(尽管任何展览不可能求全责备)。或许这种策划方式本身就意味着展览的较多的公共性和开放性。虽然一届展览不可能实现所有的目标,但本届双年展追求突显不同的艺术的地域性、当代性及其创新精神,应该是它的总体面貌和价值取向。在维护艺术文化的多样性及其探索性的认识下,东方与西方、题材与风格都不应该成为价值判断的障碍。
本刊记者: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正式宣传册上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美术不可甘居边缘,中国的先进文化要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前进方向的代表性。”在这次北京双年展中,我们将如何具体地体现这种先进的“代表性”?
翁剑青:应该说,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文化生态的单一化或“单极”化。艺术的自然差异是地域文化及人生体验差异的必然反映。北京双年展的职责之一,便是在吸纳国际经验和介绍国际上有创意的当代艺术成果的同时,着力展现本地域、本民族当代艺术的创造力及多样性的文化观念形态。我认为,从历史的及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世界艺术文化舞台的所谓“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及境遇,既具有现实的效应,但又具有其运动和变化性。只是我们须注意:忘怀世界的人才会被世界所忘怀。我们眼下要做的,就是以国际的视野和本土的情怀去策划好本届北京双年展,并以此为基础,为它的可持续延展而作出努力。至于在整体文化意义上的先进性及方向上的代表性,应该是在长期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中,由他人和社会公众去作历史的评说,而不能期望一次展览来界说。我以为,艺术的“先进”性,首先应体现在它对人性及人的情感的解放与提升上。
本刊记者:作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一名策划委员,你最希望这次展览结束后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什么样的最好评价?
翁剑青:作为本届北京双年展策划者之一,我希望通过群体的努力,使本届双年展在秉承自身既定的文化宗旨及展览主题精神的前提下,使双年展在促进国内外当代艺术交流,促进本土当代艺术的实验与传播,以及带动和提升北京和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与地位上,做出应有的贡献。并且,使外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艺术及其理论的建设,不辜负这个时代和社会公众的期待,起到它应有的推进和铺垫的积极作用。
来源: “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办公室秘书组
翁剑青:就“前卫艺术”(avant-garde)的特有涵义而言,是指在艺术及文化上(包括对于意识形态、政治及权威性机构)的反判、抗争及颠覆性的艺术表现(运动)。然而,前卫艺术及艺术的前卫性的概念和内涵,毕竟从属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语境,应该说,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化旨意及表现方式势必出现差异。实际上,无论是西方先前概念中的“前卫艺术”还是中国当代惯称的“实验艺术”,双方及各自的形态与认知也都存在着诸多差异性,这在去年的“上海双年展”及“广州三年展”上也可见一斑。我以为在中国北京即将举办首届双年展之际,重要的不是在于对概念上的“前卫”与否的强调,而是应该在策展和展览过程中,显现出该展览自身的文化方位与尺度,为当代艺术赢得更大的多样性的发展空间。
本刊记者:西方流行的双年展,届届都标榜“创新”,这次北京双年展的主题也是“创新”,请问,我们提倡的创新与西方流行的双年展所主张的“创新”有什么区别?
翁剑青:国际上的多种双年展普遍强调艺术的个性和创造性,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时代变化及文化竞争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运作机制和价值追求的一种客观反应。北京双年展也强调艺术的创造与“创新”,正是基于艺术自身的发展以及它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思考。若艺术丧失了表现语言及观念的变革与创造性,丧失了它与社会的新领域、新思维相对应的能力和责任,也就丧失了艺术的(实质上是人的)生命精神及自我超越的机能。本人认为,北京双年展提倡的创新,应建立在艺术家对于各自的社会及精神生活的体认之上,也即建立在创作者对自身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真诚体验与理想之上,而不是流于对某种流行样式的简单模仿。因为,任何时代的伟大艺术都是出自“那个”时代和“那个”艺术家的“那种”体验与认知的,而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纯粹抽象的、无意识的形式。
本刊记者:东西方美术在艺术观念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是世人共知的不争事实。西方的双年展很容易操作,按照—个或几个策展人的特定“前卫理念”来选择作品,符合他们标准的就要,不符符合他们的标准的就不要,因此,他门的双年展在总体面貌上是基本统—的,是明确的西方价值取向。北京双年展策划委员的工作任务恐怕要比他门困难得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东方和西方两大块,我们将用什么标准来协调、营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总体面貌和价值取向?
翁剑青:本人以为,本届北京双年展以群体而非个体策划人的方式来策划,应该说各有利弊得失。由于本届北京双年展的策划人群体在社会和文化背景及知识结构等方面具有某种差异和互补性,在具体的策划和展品的审议中,也采取了集思广益及投票表决的方式。这样虽然工作量及工作程序多了,但是并非意味着丧失了展览的既定宗旨与理念,而是在群体的见识下,尽可能地保障入选作品在艺术水准及其文化关注方面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并由于这种群体参与下的公议与商讨,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应有的失缺(尽管任何展览不可能求全责备)。或许这种策划方式本身就意味着展览的较多的公共性和开放性。虽然一届展览不可能实现所有的目标,但本届双年展追求突显不同的艺术的地域性、当代性及其创新精神,应该是它的总体面貌和价值取向。在维护艺术文化的多样性及其探索性的认识下,东方与西方、题材与风格都不应该成为价值判断的障碍。
本刊记者: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正式宣传册上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美术不可甘居边缘,中国的先进文化要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前进方向的代表性。”在这次北京双年展中,我们将如何具体地体现这种先进的“代表性”?
翁剑青:应该说,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文化生态的单一化或“单极”化。艺术的自然差异是地域文化及人生体验差异的必然反映。北京双年展的职责之一,便是在吸纳国际经验和介绍国际上有创意的当代艺术成果的同时,着力展现本地域、本民族当代艺术的创造力及多样性的文化观念形态。我认为,从历史的及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世界艺术文化舞台的所谓“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及境遇,既具有现实的效应,但又具有其运动和变化性。只是我们须注意:忘怀世界的人才会被世界所忘怀。我们眼下要做的,就是以国际的视野和本土的情怀去策划好本届北京双年展,并以此为基础,为它的可持续延展而作出努力。至于在整体文化意义上的先进性及方向上的代表性,应该是在长期实践的过程和结果中,由他人和社会公众去作历史的评说,而不能期望一次展览来界说。我以为,艺术的“先进”性,首先应体现在它对人性及人的情感的解放与提升上。
本刊记者:作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一名策划委员,你最希望这次展览结束后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什么样的最好评价?
翁剑青:作为本届北京双年展策划者之一,我希望通过群体的努力,使本届双年展在秉承自身既定的文化宗旨及展览主题精神的前提下,使双年展在促进国内外当代艺术交流,促进本土当代艺术的实验与传播,以及带动和提升北京和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与地位上,做出应有的贡献。并且,使外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艺术及其理论的建设,不辜负这个时代和社会公众的期待,起到它应有的推进和铺垫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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