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划委员答记者问——袁运甫

　　本刊记者：（一）在国际文化生活中，“双年展”这个称谓已经约定俗成地具有标示“前卫艺术”的特指涵义，北京举办的双年展，如何与西方流行的具有“前卫艺术”特义的双年展相区别?国内此前有些双年展曾被国人批评为“西方双年展在中国的摊位”，北京双年展如何避免此类批评?

　　（二）在国际文化生活中，“双年展”这个称谓已经约定俗成地具有标示“前卫艺术”的特指涵义，北京举办的双年展，如何与西方流行的具有“前卫艺术”特义的双年展相区别?国内此前有些双年展曾被国人批评为“西方双年展在中国的摊位”，北京双年展如何避免此类批评?
　　
　　袁运甫：因（一）、（二）两个问题是联系的，主要是北京双年展的定位。是跟人走，还是不跟？我认为不存在非跟不可的问题。跟了也未必成功。反变为人云亦云的重复抄袭，失去了艺术的个性和创造。但这么大的国际双年展，必然需要经验积累，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欲速不达，无需急功近利。
　　
　　“双年展”也是百花齐放，不可能“约定俗成”。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不能开“百货店”，或失去学术导引。我们也不是礼仪交际，请客送礼，关键是作品质量，宁缺勿滥。可以有不同风格的碰撞，但都具有各自的独立的水平比较，应是一流的。因为我们是综合性的、大型的、东西方联合的双年展，它与个人策划提名展无关。
　　
　　我觉得前一阶段工作是十分认真严格和公平的。几乎是一幅幅议论、挑剔，并主要放在艺术水平的把握上。当然还不是原作，只是凭资料初选。我相信真正好东西是逃不过评委眼光的，但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研究和深入，特别是最后确定时，还应当组织更具权威性的公正和水平的裁定。要避免局限和成见。
　　
　　最关键的是“一流水平”问题。至于“前卫”或是“创新”，只是个人所好，难以统一标准。何况没有画家是不考虑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的创值指向如何？我看上海七十二幅“国宝展”，以今天的认识客观分析，可能被后人丢失的优秀艺术遗产，要大大多于今天新发展了的部分。这是因为，我们还很不了解几千年来的艺术创造的份量。这就是我前面所明白表态的不是同一个创值取向，是跟不了的。但我尊重他们的艺术和技术的实验，这种实验还处在过程阶段，没有终结。也就是说您问我：“您爱喝茶还是爱喝咖啡？”纯粹是一种习惯和爱好，两者之间的转换也是很自然的。但概念是不可以含糊的，比如抽象不能和创新论同，写实不能和保守拉近，题材和艺术不能划等号……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艺术问题。也许北京双年展能够帮助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和对待美术界的有关理论和政策差别性的认识。
　　
　　本刊记者：（三）东西方美术在艺术观念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是世人共知的不争事实。西方的双年展很容易操作，按照—个或几个策展人的特定“前卫理念”来选择作品，符合他们标准的就要，不符合他们标准的就不要，因此，他门的双年展在总体面貌上是基本统—的，是明确的西方价值取向。北京双年展策划委员的工作任务恐怕要比他门困难得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东方和西方两大块，我们将用什么标准来协调、营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总体面貌和价值取向?
　　
　　（四）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正式宣传册上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美术不可甘居边缘，中国的先进文化要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前进方向的代表性。”在这次北京双年展中，我们将如何具体地体现这种先进的“代表性”?、
　　
　　袁运甫：（三）、（四）两个问题，都是涉及东、西方艺术和全球化影响等宏观取向的思考。我想东、西方艺术的入选标准是一致的，从已经初评的作品来看，在运作中也是可行和现实的，我们更关注的是艺术本身的水平和质量。至于艺术作品的语言和样式，评委也是做得十分宽客的。至于“要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前进方向的代表性”问题，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既不可以强加于人，更需要以我们的艺术成果使长期称霸于世的“西方中心主义”以自审。我想我们一贯的态度是无须“当头”的。我们尊重每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艺术文明，只有这个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艺术都能平等交流和大放异彩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真正和平、幸福和繁荣。
　　
　　本刊记者：作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一名策划委员，你最希望这次展览结束后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什么样的最好评价?

　　袁运甫：最好的评价是每一个国家的艺术都受到真正平等的尊重。我们彼此都能真正看到自己和对方的长处，还有短处。

　　当然，这一次展览留下的经验和不足，也是我们办好第二次展览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