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划委员答记者问——邵大箴

　　本刊记者：在国际文化生活中，“双年展”这个称谓已经约定俗成地具有标示“前卫艺术”的特指涵义，北京举办的双年展，如何与国际流行的具有“前卫艺术”特义的双年展相区别?国内此前有些双年展曾被国人批评为“西方双年展在中国的摊位”，北京双年展如何避免此类批评?
　　
　　邵大箴：在国际文化生活中，没有这样一个共识或约定成俗的观点，即所有“双年展”都应该是“前卫性”的。我手头上有一本西方权威性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20世纪艺术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20IH-CENTURYART）在“Biennale”（双年展）条目的解说中，定义它“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艺术展览，是大型的、权威性的、有国际性规模的展览会。”这个条目在介绍世界上第一个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的情况后说，后来的双年展有的按照威尼斯双年展的模式，有的另辟蹊径，办某些专题性或分艺术品种的展览。关于“前卫性”，条目中只是说1959年由批评家雷蒙·柯尼阿特（Raymond·Cogniat）筹划的“巴黎双年展”定位于展出“试验性艺术”。可见，国际性双年展在西方也不是一个模式，在世界艺术日益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用一种思维、一个套路来办双年展，肯定是不合宜的。北京双年展的主题、宗旨决定了它的个性特色，它尊重其他国家和其他类型双年展的模式，并注意学习他们办展的方式，但不羡慕，不追求前卫性，而旨在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艺术家进行广泛交流，推进绘画、雕塑的发展，这就是它的定位。对此，会有人赞同，会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我们只能以平常心对待。对国内已经办的每一个双年展，也都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本刊记者：西方流行的双年展，届届都标榜“创新”，这次北京双年展的主题也是“创新”，请问，我们提倡的创新与西方流行的双年展所主张的“创新”有什么区别？
　　
　　邵大箴：不同性质艺术的创新，有不同的标准，实验性和前卫艺术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观，有自己的创新观，传统形态的绘画、雕塑的价值观、审美观和前卫、实验艺术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以为，真正有见识的做前卫和实验艺术的人，会尊重别人的选择，反之亦然。
　　
　　本刊记者：东西方美术在艺术观念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是世人共知的不争事实。西方的双年展很容易操作，按照—个或几个策展人的特定“前卫理念”来选择作品，符合他们标准的就要，不符符合他们的标准的就不要，因此，他门的双年展在总体面貌上是基本统—的，是明确的西方价值取向。北京双年展策划委员的工作任务恐怕要比他门困难得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东方和西方两大块，我们将用什么标准来协调、营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总体面貌和价值取向?
　　
　　邵大箴：对一个展览的总体面貌的设想，基于策划人对将要参展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大致估计。北京双年展的策划人们对当前国内、国际绘画、雕塑的现况，有基本的认识，并得到国际上许多机构和人士的支持。同样是绘画和雕刻，东方、西方之间在审美上会有些差异，但应该说更多的是共同点，对此不应有怀疑。而且，正因为这种差异会造成这一展览绚丽多姿的面貌。不要忘记，艺术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能帮助人类克服自身的一些弱点，培养人们的宽容和互相尊重。可以说，这次展览策划工作中困难的一面，恰恰可能是形成其特色的因素之一。毋容讳言，在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展览会的组织工作中，肯定会出现某些失误和某些“不协调性”，国内外人士都能理解。
　　
　　本刊记者：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正式宣传册上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美术不可甘居边缘，中国的先进文化要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前进方向的代表性。”在这次北京双年展中，我们将如何具体地体现这种先进的“代表性”?

　　邵大箴：这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能体现多少，要看我们工作的结果。
　　
　　本刊记者：作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一名策划委员，你最希望这次展览结束后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什么样的最好评价?
　　
　　邵大箴：我也以平常心态看待这个问题。究竟能留下什么位置，我以为当事者很难看得清楚和说得清楚。只要我们努力了，尽职了，我们就可以坦然向后人、向美术史交代。

　　来源： “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办公室秘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