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中的“私人问题”

　　由国际著名策展人侯翰如负责策划、以“第五空间：后规划时代的公共艺术”为主题的第五届深圳国际当代雕塑展，希望通过“公共艺术”这一都市景观中的“第五系统”为公众提供观察和重新发现城市现实的新角度。尽管展览按惯例沿用了“雕塑展”这一名称，但分布于深圳华侨城各种环境下的19件艺术作品却与传统雕塑作品无关，作品丰富的形态和别出心裁的创意向公众展示了习惯之外“公共艺术”的另一种面貌。

　　城市：没有质量的高效率《新周刊》：从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划“紧急地带”到这次深圳雕塑展，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一直在延续关于“城市”的思考？

　　侯翰如：几年前艺术家们谈论的是身体，艺术身份的问题，是多种文化的问题，这其中还包括艺术和政治、和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城市的背景下展开的。艺术的存在首先要和环境发生关系，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又恰好是一个都市化、城市化的时代，毫无疑问，这就构成了艺术家创作的新的背景。现在城市化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一个重要情况，特别是在东南亚，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上海，甚至北京。对我来说城市就变得非常重要。

　　《新周刊》：都市营造中的“后规划”作何理解？

　　侯翰如：原来我们一直在构思城市，构思社会，很多东西都按照现代主义的逻辑作。我们把过去的历史全部抹掉，然后再来个全新的规划。我们构思的是理想天堂，是最合理的功能布置、社会结构，但毫无疑问，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都在试图很快地建立理想的东西，但背后隐藏的全部都是没有质量的高效率。事实上，在规划形成以及实现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也在产生，需要新的解决方案，而这个新的方案往往就是对原来规划的解构，解构会衍生出一种非常丰富，非常有意思的矛盾。今天的城市应该接受这样一种现实的，对于中国来说这非常重要，这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两者不可分。

　　《新周刊》：这些问题目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侯翰如：我觉得主要是在“新兴国家”最典型，但因为全球化已经反馈到很多地方，在各处都可能很不一样，并且在各种模式当中又会发生很多混杂的情况，所以就有点天下大乱的感觉。

　　展览：应该是一个试验场

　　《新周刊》：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你所策划的展览扮演一种什么角色？

　　侯翰如：我想我策划的展览可能并不是很简单的对这种现象提出反思或者建设性意见。很重要的是，一个展览可能并不是简单提出一个很理想化的意见来。

　　策展人的角色实际上就是把艺术家想说的话，或者在一定范围内交流得很清楚但不能进入到社会里面的话拿到社会上来交流，给它一个出现的机会。但同时，不能忘记的一点是，策展人最后是为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提供表达的可能性而工作的。展览应该是一个试验场，一个没有定义好的空间，不确定的空间使得各种东西在里面去尝试，各种创新能在里面得到展现。

　　《新周刊》：作为一个定义为“公共艺术”的展览，你怎么看待作品与观众的关系？

　　侯翰如：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居民对他们的社区还是很感兴趣的，在华侨城内部的网络上他们对这些艺术品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这证明观众对这些东西是很敏感，很愿意了解的。

　　关注居民的反应实际上考虑的是怎么样使得这些作品与观众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大部分作品都是为这个地方去构思的，这个构思并不是很简单的让他们高兴或者不高兴，而是从一种更加复杂的角度来使得观众自觉或者不自觉得介入到每个作品意义的行程和发展过程中。

　　所谓公共艺术作品，它的意义是有开放性的。它是能够直接给你可以用身体用感观去感受的东西，而不是说教式的。由此你作出自己的判断，你的判断或者你增加的东西实际上是形成了这个作品它下一步的意义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艺术与传统艺术中那些寻求终极意义的作品不同，这个文本是完全开放的体系。

　　《新周刊》：你怎么评价这次深圳雕塑展的作品？

　　侯翰如：每一个作品都含有某种惊喜，绝大多数艺术家是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这个地点，但确实存在在表达准确性方面的区别。

　　《新周刊》：你对这些作品只在华侨城存在两年觉得遗憾吗？

　　侯翰如：不遗憾。有些作品可能活很长，但有些作品可能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因为它的适当性已经过去了，它的结果是为下面一件更有创造性的作品铺一个路。

　　公共艺术：普遍关心的“私人问题”

　　《新周刊》：你怎么评价中国的公共艺术？

　　侯翰如：我想很不幸的是现在绝大部分所谓的公共艺术作品是非常陈旧非常庸俗的装饰，一些很廉价的象征物。

　　《新周刊》：廉价和庸俗具体应该怎么理解？

　　侯翰如：就是说它不给你任何发挥想象力的可能性，广东话说“画公仔画出肠”。另一些则完全不考虑这个作品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是有了一笔钱，有些人要表示他们有这种趣味，或者有些人要建立某种政治上的符号，然后再利用他的权力或者号召力把它们摆放出来，然后让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都去崇拜这些东西，这是很多人的理想。

　　我想，这样公共艺术就变成一种私人艺术了，就是某种体系，某种权力结构，甚至是某些私人借用公共的权力结构来作一些私人的表达。

　　《新周刊》：参展艺术家的表达实际上也非常私人，这两种“私人”有什么不同？

　　侯翰如：他们的区别在于，我们的艺术家谈论的问题全部都是得到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些“私人问题”，而某些有权力的人或者机构所作的事情是大家都不关心的一些“私人问题”。

　　《新周刊》：当代艺术家所表达的“私人问题”普通公众可能常常无法理解？

　　侯翰如：艺术如果不超前那毫无意义。任何一件可以称为“艺术品”的作品，它提供的并不是满足你现有的欲望，或者现有的理解能力，而是为了提出一些问题，给你一些可能性去思考自己。如果连这种思考都懒于去做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对艺术去感兴趣。我觉得一个人要对艺术感兴趣，是对一些问题感兴趣，特别是一些面对自己的问题。

　　《新周刊》：你所希望的公共艺术是什么面貌？

　　侯翰如：我想有很多很多种可能性，但公共艺术应该具备的功能中比较重要的是：它给你提供一个不一样的，不习惯的，或者你很习惯但平时不会注意到的东西，用这样一种形式的构造来提醒你，由此你在日常的生活中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乐趣。

　　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一系列关于“公共空间”的问题，它与权力的关系，社区与个人的关系，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它会提醒你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阅读它。特别是，怎么让你在感受到这种问题的必要性之后，同时也发展出一种批评性的观念和批评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