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年展，我们知道怎么玩了吗？

　　2001年12月15日，首届成都双年展在成都市现代艺术馆开幕了。与上海双年展差别最大的是成都双年展的开幕现场簇拥的人群中晃来晃去很多四川美女，不管她们是不是艺术界的，不可否认的是，当代艺术已经在成都的媒体、政府和社会各界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这也是成都近几年当代艺术体制建设积累的一个基础，成都双年展的诞生是产生于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以成都双年展为标志，成都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一个展览重镇。由于有一批热衷于当代艺术的企业家的推波助澜，成都近两年已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的一个重要艺术活动中心。

　　一． 架上，架上，连叫了两声
　　
　　什么是架上？这一直是在双年展研讨会争论的焦点。虽然主持人从词源的角度讲了“架上”的中国含义，但似乎除了理解为一幅画有四个框，或者一个放在座台上的艺术雕塑之外，再也很难有纯粹的解释了。
　　
　　在会场外，也有人说成都双年展是邓鸿的双年展，因为猜测展览的主题名称是老板邓鸿起的，也有人认为是刘骁纯和顾振清两位批评家、策展人起的。
　　
　　在国际各大双年展上，起名字历来是一个令人伤透脑筋的事情，本来双年展首先就是一个政治游戏，要照顾到前卫、后卫、国际明星和地方势力等方方面面。一个大展200多人，主题名字起的太具体太学术恐怕只有十几位艺术家才符合要求。所以，现在各国的国际双年展不管是那位大策展人，都一般把主题起的很大很宽泛，比如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大策展人塞曼的主题叫“人类的高原”，去年的光州双年展主题叫“人+间”，实在让人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因此，主题太大太宽泛了事实上跟没有主题差不多，基本上像一句口号。
　　
　　但有意思的是，成都双年展又搞了很多装置艺术，基本上已经跟架上概念没有关系了。尽管主持人解释这也是跟架上的一种联系的思考，但仍然让人觉得主题定位至展览开幕还是处于一种模糊或者悖论状态。架上绘画的主题事实上在第一、二届的上海双年展都已经讨论过了，这次成都双年展的讨论基本上也没有讨论出更新的意思，展览之所以选择架上艺术，主要好像还是要应对本土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坚持一种与国外的双年展有所不同的、从成都现代艺术馆的财力以及未来的商业运作出发的自己的模式。

　　当然，在国外的双年展几乎已经很少看到有绘画和雕塑的存在了，一概是铺天盖地的装置、Video和观念摄影，还包括电影、行为艺术等。
　　
　　但成都双年展到底想回归传统主题探索新意呢，还是只想做成一个永久的架上双年展，策划委员会似乎自己都没有明确考虑清楚，只是觉得这样做也许也应该有意思。所以，双年展就这样表一个匆忙的未深思熟虑的态就拉开了序幕。

　　另一个原因是，从正式公布消息到开幕前后只有匆忙的六个月，匆忙之至也算是世界双年展史上的之最。至于是筹款财务问题，还是事先意见不统一，就不得而知了。

　　二．如何做中国特色的双年展？

　　双年展是二年一次的展览吗？这是一个本来不可能问的傻瓜问题，但在中国面对一波一波在热起来的双年展热，就成为一个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
　　
　　双年展引入中国的演变过程非常有意思，它一开始是从“前卫艺术”（这个词在中国可能不太准确，后来变成了“当代艺术”一词）去国外参展开始的，随着第一批参加海外双年展艺术家回国后产生的效应，比如国际性的作品销售、世界各地的参展邀请和免费机票、著名西方艺术媒体的介绍等，更多的年轻艺术家开始不在乎全国美展和全国美协，以参加海外双年展为主要理想。艺术界的一些长期默默为中国新艺术耕耘的有识之士（包括一些批评家、艺术家和艺术机构负责人）也开始为在中国举办双年展而奔走。

　　另一方面，一些原来在画院、艺术研究院、美术学院、美术馆、美术家协会供职的著名批评家和画家们，本来天天可以坐等别人上门拜访的，突然发现他们控制的领域外已经冒出了一个新的殖民体系或者另类体系。这个局面颇有些像前几年的网络新潮，原先搞实业的人突然发现靠一份风险报告书居然能搞到几千万美元，资本获得速度远远超过他们在改革初期几乎十年的时间。这样的网络新贵让人羡慕不已。

　　那些昔日的艺术名流发现许多西方的著名杂志、展览、基金会、美术馆、画廊、大学感兴趣于他们以前不屑一顾或者被拒之在全国美展门外中国新潮艺术。于是，他们终于也开始想到要办双年展，急流勇进，也加入国际艺术圈。

　　中国的双年展的启动基本上就是由这两批人合在一起推动的，也注定了双年展今后的模式不可能太纯粹。它只能办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年展。

　　成都双年展与会期间，有人惊呼，国际双年展会不会就是一种全球美展，中国的双年展会不会成为一种由民间举办的新全国美展。因为双年展具有一种节日性的媒介报道效应，就像将很多人的艺术捆包集中送给媒体宣传，而且对一部分无害的前卫艺术来说，双年展就成为了一种增加招安功能的全国美展，并且为媒体宣传起到了政治担保作用，因此尽管由许多因为各种关系进入双年展的艺术作品，一些原先前卫的艺术家像方力俊、张晓刚等人还是愿意加入双年展，和一些半行画或者水平不在一个等级上画作放在一起。

　　现在各种艺术形式（比如国画、油画、版画）都在声称自己是当代艺术，既然是当代艺术就有资格参加双年展。成都双年展据传在参展名额分配上过多的照顾了成都画家，其实上海双年展一开始也是如此，别国的双年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像威尼斯、光州。

　　回顾三届上海双年展的进程，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化的进程，或者说是一个艺术政治的体制进程。也许没有一个国际双年展不包含着艺术政治色彩，从一国内部的艺术派系到东西方的文化权力之争，但中国的双年展似乎还处在像西部开发那样进行集贸市场的摊位之争。

　　这种争执并没有激烈的思想之争，表面上找到了一个一致认同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实际上各自凭借各种私人力量进行着准入美术馆的权力角逐，最后不管什么流派，前卫后卫东方西方济济一堂，每一派都有一个位置，真是具有一种阿富汗战争式的后现代风格。

　　三．双年展还是应该具有挑战性

　　在上海双年展创办之初，一些批评家和有关人士提出要办中国人自己概念的双年展，在文化上不必随波逐流，这在文化理想和理论上并没有错。但事实上，它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叙事游戏。不跟随国际潮流实际上就是指展览不要以装置、Video、观念艺术占据主要部分，而是以油画、雕塑和国画为主。
　　
　　成都双年展似乎更多的是选择了一条稳妥的道路前进，这条路不是由学术单一决定的，而是由现实的各种因素促成的，既要规避政治风险，又要照顾地方背景、又要选择前卫的大方向，还要符合下一步商业运作的理念，这就使成都双年展的许多作品让人觉得不错，但也的确很难说出哪一个作品有特别冲击力。

　　看来要实践一条道路是艰难的。但双年展应该具有挑战性，它不仅仅是一种对本国艺术现实的挑战，还是一个民族国家需要直面的全球性文化挑战，没有挑战性的双年展只是二年一次的艺术圆桌会议。称它为双年展，实在可惜这个称呼。

　　在世界各地任何一个稍有知名度的国际艺术双年展，照顾各方利益是必须的，但基本上还是展示了策展人力尽所能从世界各地遴选出来的最富有新意、最具有实验精神、最具有文化挑战精神以及现在重新观看富有学术深度的老作品。即使不是所有作品都尽善尽美，至少展览的策展方式和艺术思想也会具有挑战性。有影响的国际双年展虽然没有确定的潜在含义，但有它基本的倾向性，即它是全球化的、前卫的、以及具有内在挑战性的。而这些最重要的方面，恰恰是年轻的中国双年展最缺乏的。

　　各国际双年展现在也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展示和探索，而是也渗透着艺术商业和文化政治的因素。但在艺术上再无所作为，双年展至少有一个功能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引起注意”，更确切的说是引起全球媒体或者一国社会各界的焦点关注。离开了这点，双年展办的再大也没有意义。也就是它没有媒体意义和社会意义，只有小圈子的学术意义，它就不能加入社会游戏，获得更广泛的意义。而当代艺术是绝对离不开市场和社会基础的，至少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能一生都远离这种基础，暂时离开是可以的，也是必须的。所以，双年展的不败价值就在于此，它属于艺术，又不完全以艺术探索为目的。

　　双年展越来越具有一种集中性“轰炸”的传播热效应，或者艺术的媒介化效应，这是哪一种艺术都不敢忽视的。事实上，国际知名的艺术双年展往往使一个耕耘了数十年的先锋艺术家一夜成名，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现象。很多艺术家在成名前没有参加过几个大展，在某一个双年展出名后，二年之内几乎迅速参加了全世界所有重要的双年展。但即使这样的全球机会主义风潮侵袭艺术界，也没有那一个国际双年展会放弃他对全球社会至少是智力游戏上的挑战。因为在一个充分全球媒体化的国际社会，没有挑战性可供媒体传播和讨论的活动，不管是什么活动，都无异于是在自杀。这一趋向也在中国日益激烈的媒体竞争中产生了。

　　任何一个接受名利角逐的艺术双年展都不应该过于追求政治平衡，而成为一个没有思想和文化挑战性的园桌会议。艺术双年展如果不构成社会的观念争议，缺乏学派的思想焦点，哪怕是假装的争鸣和观念争议，那么，不要说社会和媒体会觉得这个领域缺乏智慧和人生境界对其捎带而过，就是艺术界真正的精英也会慢慢对它丧失兴趣。那么，这样的双年展，在本质上，只是一个增加了“招安”功能的准全国美展。他与全国美展的区别仅仅在于追认一些已经成名和无普遍争议的前卫艺术。

　　一个双年展如果没有提供一个背景深刻集中的思想脉络，以及一种心理意识形态上的刺激，这样的双年展事实上对哪一派都没有更多的好处。事实上，在政治圆桌会议的气氛中，每一个艺术家或者每一派都不可能太受媒体关注，甚至连策展人都不会很出名。与日益懂得如何运作媒体的经济界和娱乐界相比，中国的艺术界真是应该好好学习。艺术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本来就是通过媒体的一种形象运作，一切社会和经济支持均来源于此，舍此，艺术就只能艰苦度日或者向商人、外国人和政府乞讨。在世界各地的国际双年展上，它甚至就是一种通过全球媒体进行的全球性的文化形象运作。

　　因此，关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似乎也不仅仅是一个创作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广泛的体制运作问题。成都双年展从全国各地花钱请来了许多美术记者，唯独不请各地的大众传媒记者，看来就媒体的运作观念这一环节，就需要有极大的观念转变。

　　双年展，我们知道怎么玩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