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设计：生活、想象、历史

　　记者：听说这次您是受邀来策划这次展览，您一直在北京生活，在那里也举行过多次的展览，那么这次上海双年展和您以往参加的展览有什么不同？

　　黄笃：我认为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上海双年展的视野是全球性的；第二，她的测展团队也是国际化的，这些策展人来自韩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不同的国家，所以说上海双年展是一个大的国际化的项目。第三，让我们回到展览的主体——艺术家上面来，这次上海双年展国际化的队伍有个很大程度的加强，国外艺术家的比例占到了近70%。这些艺术家也来自美学的各个不同领域，比如：录像，摄影，装置，多媒体，还有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以上这些是从媒介方面的不同，当然还有观念上的不同。例如：有的艺术强调一种生活方式，有的强调文化上的跨越等，这都是与普通展览所不同的地方。上海双年展带给我的挑战性也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协调包括美术馆，策展人，不同国度艺术家等多方面的人员。

　　记者：我们知道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两大城市，北京又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而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型艺术展会在上海举办，您认为有什么原因在里面？

　　黄笃：首先我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北京也有双年展，但是北京的双年展和上海双年展是有所区别的。北京的双年展在框架上以美学为组织方，基本上没有策展人这种制度。而上海双年展更强调新的动态，以及前沿文化的实践。而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经济龙头，在亚洲甚至全球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上海在文化方面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包容，更加了解国际文化的转向。所以，历届的上海双年展代表了一种超前的意识。这也是其一个鲜明的特点。此外，在技术支持和组织结构方面，上海双年展有一个很专业的团队。所以在这些方面，上海要比北京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经验。例如：在选择策展人方面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前对策展人的背景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而且和策展人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沟通。所以说，上海在这方面更有国际化的眼光。

　　记者：那么在政府支持方面，北京和上海有什么区别吗？

　　黄笃：我觉得两个城市的政府都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包括拨款，预算方面。但是随着展览规模的逐步扩大，以及技术越来越复杂，之前做的预算很可能会遇到障碍，这也使得任何一个展览都遇到财政方面的问题。例如新加坡双年展的预算高达2亿人民币，而韩国双年展也达到了近1亿人民币。这就需要使我们不要把眼光局限在政府方面，更多的要放在企业和公司上面。只有这样双年展才可能更加的灵活。此外，现在政府也逐渐意识到文化的繁荣对于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大力提倡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记者：现在艺术交流是否只通过展览这种方式，还是有其他别的方式，例如媒体？

　　黄笃：首先我认为国内的媒体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国内的电视台娱乐方面的倾向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是由于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吸引眼球吧。而在德国，韩国等国家，杂志，报纸，电视台等媒体对艺术家的关注程度比较高，而国内的媒体就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例如，我们的媒体对像几米这样的大众化的明星艺术家比较关注，而不会去关心一些很冷静，很抽象的作品，这说明在专业方面和美学方面还是缺乏一定的思考。我们媒体记者在专业知识方面也是比较的缺乏，而一些欧洲的艺术记者，他们对艺术方面非常的了解，而且对一些艺术现象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像杂志，报纸，网站等媒体是非常重要的，而如何去报道也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

　　记者：上海双年展相对于同时在新加坡和韩国举办的双年展有什么自身的特色？

　　黄笃：新加坡双年展的主题是“信念”，其主策展人是南条史生，其策展人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南条被选为新加坡双年展的策展人某种意义反映了日本政治文化的走向，一直以来日本的策展人想从文化角度在亚洲建立日本文化龙头老大的地位。这与日本的地源和东南亚的文化语境（例如宗教）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这是以日本国家交流基金会为基础和支柱的。而光州的双年展相对来说比较抽象一些，主题是“热带变奏曲”，其策展团队相对来说还是有些保守，而主题方面也显得不是特别明确，其原本想探讨城市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上海双年展存在两条线，一条是艺术史，另一条是从上海自身发展逻辑的层面。所以说在这三个双年展中，上海双年展是最为开放的，包容性也是最强的。上海双年展是一个视觉艺术的展览，而不是一个纯设计的概念展览。但是我们要挖掘设计本身所蕴含的能量，而不是要做一个功能性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