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书法史述略——二、书法史撮要（一）

　　1．甲骨文

　　甲骨文，或称卜辞、殷墟文字，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熟书法。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在一种称为“龙骨”的中药材上面，偶然发现一些神秘的刻划符号，他发生浓厚兴趣，旋即到当地收集这些“龙骨”，并带回去研究。其后，又有刘鄂等人继续搜罗。

　　“龙骨”，就是龟壳，而上面的刻画符号，后来经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证明，就是“甲骨文”。它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遗物。那里曾是殷商盘庚的故都，由于洹水决堤，在地下沉睡了数千年的甲骨文，被冲刷出来，人们以为是龙骨，并用来做药材治病。当时人们敬畏鬼神，遇事先占卜，然后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其他兽骨上，涂红色表示吉利，黑色表示凶险，在心理上试图与神灵沟通。这些字，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则如谷粒，极其精致。

　　经过不断挖掘，出土甲骨片达十万枚之多；而上面的刻画符号，也总计达4500个，其中1700个被逐一破译和解释出来。甲骨文内容大多为“卜辞”，乃记载占卜吉凶之事件。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形声字，可见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

　　甲骨文，主要是刻划而成的，从书法角度欣赏，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如现藏历史博物馆的一片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3—12世纪）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达128个，记述丁酉日商边之事。另如祖庚祖甲时期甲骨、廪辛康丁时期甲骨、武乙文丁时期甲骨等，亦各具气象。

　　甲骨书法，其刀法灵秀，变幻莫测而奇趣丛生，其章法或整齐或错落，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线条或纤弱或刚劲，这除了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的客观限定之外，不能否认在作者的主观审美趣味上，已经具有强烈和完善“书法意识”。而且有意思的是，少数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自序》中盛赞甲骨书法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足知存世契文，实为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2．金文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亦称钟鼎文、籀篆、籀书、古籀、史书、大篆等。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作为礼器的鼎为其代表，乐器则以钟为代表，所以“钟鼎”即作青铜器的代名词，而金文则钟鼎等器物上铸刻的款识文字，或阴或阳（见图3）。金文的内容为记录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事件，既可祭祀神灵，显示威仪，又可记录事件，传诸子孙。和甲骨文相比，金文字体古朴厚重，更为丰富多姿。金文在汉武帝时已有发掘，有人将在汾阳出土的鼎送进宫中，汉武帝于是以元鼎(前116)为年号。

　　周代，金文为主要的书体存在形式与书法表现形式。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其后西周武王时期的《天王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赢卣》、《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风格渐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彻底泯灭，但也并不拘泥于典型的肥厚笔画。西周中期，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大盂鼎》（见图4）铭文近300字，横平竖直，行距字距均匀分布，而每字结构活脱，局部线画肥厚而有装饰意味，充分展示了方块汉文字的艺术魅力。《毛公鼎》铭文32行497字，为出土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者，是金文作品中的极品。而作于宣王十二年正月丁亥日的《虢季子白盘》，通篇为韵文，与《诗经》“出车”、“六月”、“采薇”等篇相类，其书法线条婉转而不失于凝重，气韵整肃而又有节奏感，布局则疏朗整饬，为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所承袭，也为后来《石鼓文》谋篇之先导。《散氏盘》铭文书法结体取横势而重心偏低，颇显朴古，线条圆润凝练，颇显“浇铸”感。

　　至春秋战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诸侯各自独创自己地方色彩的书法，如《越王勾践剑》、《蔡侯尊》、《曾侯乙编钟》、《中山王方壶》（见图5），字体修长，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