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书法的认识——一、关于风格（三）

　　1．符号化

　　符号化，是技巧熟练、笔墨定型、风格形成的标志，也是风格表现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原因之一。符号化，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因素。积极的便是风格的独特和明显；消极的便是缺少变化、千篇一律。

　　善变，是以牺牲风格为代价的。风格，本身就有相对稳定的意味。偏重变化而忽视统一，今天这样用笔，明天那样结构，还谈得上什么风格？风格既成，其符号标志愈是强烈，愈是难以被打破。

　　人们常埋怨名家书法老是一个模样，但问题并不是单方面的；一来由其个人方面的主观原因，二来有社会方面的客观原因。从书家本身看，想创新，也许艺术才能不逮；可是，他一旦变了，若变不好，人家会不再接受、不再喜欢，大概无人愿意冒此险。例如启功书法，人们说他缺少变化，艺术性也因之不高，不过试想，启功忽然过几天变了模样，人们会说：“启功就不写这样的字，这肯定是假的。”

　　一位书家的风格成熟与确立之后，并不等于说从此他就可以不思进取了，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单调下去。风格，在“一以贯之”的条件下，总是可以深化的，“尽善尽美”的高境界，大概谁也没有理由和资格说。真正的大师，除却阻于寿限，是不会迷失方向的。

　　2．习以为常

　　书法风格评判的标准，也像其他类艺术一样，模糊而不确定、主观而不客观，同时，还要受到社会的和经济的等多元因素的影响。由生到熟、先入为主、胜者为王、从众心理，这些都是生活常识，人们看待书家名气和风格的眼光，也大多如此，有一个被逐渐认可的过程。某家风格，起初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只是其作品发表的多了，人见多了、习惯了，也便成了风格，犹如鲁迅先生说的“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起初没人走，固然不会踩出路来；路一旦形成，后来的人们又不断地走，就是对它的认可。

　　笔墨专攻，一来可以尽快达到技法的熟练，实现风格；二来容易使人记住、接受。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毛驴，都是这样。遗憾的是，对于风格的思辩和深层次的认知，人们大多无暇或无能顾及，所以曲高和寡也就成了正常事。一种书法面目，开始读者看着或许不顺眼，慢慢就习惯了。倘若这种风格能让内行人（外行人的看热闹不足为据）望而却步，它就是高明的；反之，让人看了不服气，说，这种胡涂乱抹，我也会弄、比这还好，就不妙了。

　　风格的认可，除了习惯成自然的过程，还有一个从众心理的问题。开始少数人说某人的字不错，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喊好，他最后就真地成大名家了、家喻户晓了。再接着，求他写字的人多了，他也真地应接不暇了，于是就要钱，于是就越要价越高，于是人们就又越加地觉得他的字“珍贵”了。

　　以值不值钱、价钱高低来衡量艺术品如书法，是一个不准确的标准，但是，大家一时又拿不出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标准，所以这个“权宜标准”就在社会上广泛地使用着。即使你不承认某位名家的作品水平，你得承认他的东西值钱；所以，即使你讨厌他，他送你作品你也接着，大不了转身送人或者卖了。你可以说，我才不会这样没有骨气，白送我我也不要；但别忘了，人家到了那份儿上，还会白送东西给讨厌自己的人吗？群众不都是专家，也不能要求他们都具有识别艺术品水平高低的眼力。况且，都是专家了，都是书法行家了，谁又来买别人的字呢？真掏钱买字的，是那些外行。说外行附庸风雅，是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的广泛存在，是艺术家们的幸运；而内行的专家学者们，都是你无偿书写并求“赐教”的对象。

　　常言“众口难调”，事实上，艺术品的接受跟食品的被喜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像没有一样食品可以让所以人喜欢一样，没有任何一种面目风格可以让所以欣赏者满意，甚至他们之间的趣味根本对立。单从艺术角度出发的个性，有时从实用眼光看，未必合辙。艺术家有时毋需埋怨大众，最重要也最难的，是探求雅俗共赏之路。简单地讲，要想让人喜欢，个性就不能太孤傲，曲高未免和寡。“反对骛奇---当艺术穿着破旧衣衫时，最容易使人认出它是艺术”（《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尼采此言颇幽默，亦颇理智，并不像大家相象的那般疯狂相。不是吗，谁喜欢破衣烂衫？

　　艺术的欣赏，是勉强不得的，要让人喜欢，只能投其所好，所谓“适者生存”。黄宾虹1943年《与傅怒庵书》记有这样的话：“金冬心自命不凡，讲学扬州梅花书院为山长，画粗笔佛像梅花，亦以湘竹灯求袁子才在随园寄售，而经年未出售，袁谓‘南京人只解吃鸭臊’而退回之。古人至诣不干时好，无足怪者。故爵禄可辞，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

　　一种书法风格，即便再好，始终关在书斋里秘不示人，那么它的存在也基本等于零。孤芳自赏的书家大师，假如说有，也是遗憾。更多的书法风格的面世、实现其价值，无疑是更为令人欣喜的事情。尤其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信息时代，一种文化产品的存在与实现，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环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