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定州红瓷器”？

　　近期在文物报刊上看到一篇有关定窑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苏东坡《试院煎茶》诗中“定州花瓷琢红玉”一句，并提到了“颜色鲜红或偏红的宋代定窑瓷器，从考古挖掘和传世品中均无实物发现，仅见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釉上红彩书‘长寿酒’的定窑白瓷划花卉纹碗，尽管如此，也让人难释‘红玉’之惑” ，我们曾见到定窑有紫定、黑定、绿定等提法，不知文献中的“定窑红瓷”究竟作何理解？

　　这篇对苏东坡“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作诠释的文章对诗句作了分析，认为中的“红玉”应是指定窑带纹饰的白瓷中未饮用的茶水，分析很合理，但文中提到定窑从没发现过颜色偏红或鲜红瓷器的提法则有可商榷之处。

　　有关定窑的古文献记载还是比较多的，在宋人笔记中即有数则。下面相关的几则俱引自冯先铭先生编写的《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上册》（台湾·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其中几条就明确提到定窑有“红瓷器”品种。

　　苏轼《东坡志林》（《明稗海本·卷11》）记载：“今世真玉至少，虽金铁不可近，须沙碾而后成者，以为真玉矣，然尤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须定州磁芒所不能伤者乃是，尝问后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卷二记载：“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持所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

　　在南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明稗海本，卷中）记载，“辉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使仲揖，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似，云比之定州红瓷器尤鲜明”。

　　明人曹昭《格古要论》中记载：“古定器……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东坡诗云：‘定州花瓷琢红玉’”。清代唐铨衡《文房肆考》（清乾隆43年刻本）卷三记述“古定器，宋时所烧……然按东坡《试院煎茶》诗云‘定州花瓷琢红玉’，则有花者，非至南渡后而出者。”

　　除了上述文献明确记载有“定州红瓷器”外，在实物资料中有没有定窑红瓷器呢？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窑址出土的宋代定瓷中，发现有不少酱釉瓷，穆青先生《定瓷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中指出，“北宋定窑酱釉色调差异很大，窑址出土的酱釉标本中，大多数呈较浅的酱黄色，此外还有酱红、酱紫、黑褐等色，并有大量的窑变现象，这种千差万别的色调，说明定窑早期酱釉瓷的烧造工艺尚不成熟。由此推断，文献中提到的‘定州红瓷’亦应是酱色釉中色调偏红的一个品种”。

　　在出土实物中，1974年江苏镇江北宋熙宁四年（1071） 章泯墓出土的吐噜圆瓶可谓是北宋定瓷酱红釉色的代表之作，此瓶高23厘米，口径6.3厘米，釉色呈酱红色。另外，笔者对采集自窑址的北宋酱红釉定瓷标本也作了观察，发现与穆青等先生的研究结论相同，北宋定窑酱红色釉确实具备这样的特征：其酱红色只占釉层表面一小部分，下面的基色釉仍是黑釉，而到了金代，定窑的酱色釉已转为偏褐色，比较稀薄，主要用在带细密印花的碗盘上，因此可以说，定州红瓷器、紫定均应是北宋时期定窑酱釉中偏红、偏紫的品种，由于当时定窑工匠对早期酱釉的呈色尚未完全掌握，鲜红、偏红的色釉应是比较少的，这样在宋人的笔记中才可能记述曾被朝臣献奉给贵妃，作为宫中的陈设，而且我们从南宋《清波杂志》中记载可知，景德镇于大观间，烧瓷窑变色红如朱砂（应是指釉色），被窑户认为是反常的妖物而碎之。宋代的保存者仲揖称“比之定州红瓷尤鲜明”，这句反过来理解，说明北宋定窑红瓷应是色釉瓷，而且宋人也认为定州红瓷并不够颜色鲜明，并非是鲜如朱砂色，这句文献可说是定州红瓷为北宋定窑酱红釉的一则反证。

　　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23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