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龄书法艺术的独立性与世界意义

　　在世界艺术门类中，中国的书法恐怕是一门最难理解的艺术，难怪中国诗歌的英译名家阿瑟·维利在回答一位贵妇的问题即学会欣赏中国书法要花多长时间时，不加思索地说：“需要五百年。”一种艺术，其媒介的历史越悠久，成就越辉煌，越令人高山仰止，而其实践者所面临的压力也越大。在今天的艺术情境中，中国书法家还需要对前人无须面临的两个相关的事实：一是书法的独立创作意识，二是它的国际意义。所谓的独立意识，指的是书法日趋摆脱往昔的实用功能而成为一门自主的创作门类，这无疑对实践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在迎接这新的挑战时，书法的绘画化是一个被普遍采纳的策略与手段。因而书法的独立性在其培育之初便已埋下了摧毁其独立性的危机：书法的绘画化导致了书法内质的异化，使之不断游离于其自身的存在理由。与此同时，对书法的独立性的追求，也是受到了要将这门艺术纳入世界艺术主体之中的愿望的驱使。这是一个极为艰苦的努力，因为中国书法是最令欧美人望而却步的文化形式，在实现与世界艺术的认同过程中势必要做出某种妥协;书法趋于绘画便是一种常见的妥协形式。这就要求中国书法艺术家在追求其艺术的独立的世界意义过程中要比其他艺术家超越更大的困难。

　　作为林散之、陆维钊、沙孟海等诸多20世纪传统书法大师们的弟子，作为一名现代书法的大胆探索者，王冬龄比任何人都要真切的体会到上述两种矛盾的复杂情感。而这种情感体验，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彼此分立而奇异地纠缠着的两种类型。正是从这两种类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书法既为一种自足的现代艺术，又是世界视觉艺术中的一个独特门类的希望。

　　传统书法在当代的转型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书法被纳入到学院之中的过程同时也是被从日常生活世界中抽离的过程。书法不再是日常事务中的书写，而是一种具有学科性与规范性的特殊的书写。随之而来的是由现代展览制度的限定的书法作品观念的产生。书法脱离了它传统的居所，而进入规模庞大的展示空间。在现代展厅中，书法的尺幅与形态都被重新限定，以形成堪与任何新媒体匹敌的视觉冲击力。王冬龄1987年书写的巨幅作品《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即是这种要求下创作的。其二，当代书法家迫切要求在传统资源与当代人的内心生活之间建立联系，他们必须从习惯性的模式中开启出与当下复杂多变生活感受相契合的书写形式，以成就一种崭新的抒情方式。

　　这一切都在召唤着传统书法在当代的转型。王冬龄十余年来的探索为我们研究这一转型提供了一个颇为深刻的个例。他的创作可以被归结为一系列的“还原”。

　　在《春江花月夜》等较为“传统”的作品中，书法首先被还原为线。由于这一还原，字形被化解为缠绵无尽、运动不定的线条，而线节奏与韵致、质感与色感、力度与温度都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发挥。再没有什么比这些作品更能体现出书法的运动本质了。叔本华说：“一切艺术皆趋向音乐的情态。”而书法的线性运动所达到的则是音乐性在视觉领域中的极致。

　　在另一个方向上，书法被还原为痕迹，事实上，无论是线，还是痕迹，在我们视觉认知模式中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形，而这些形越远离物象，就越易于构成对(画面)空间的切割与塑造。由此，书法被转化为对空间的一种建构。在《山居秋暝》中，空间是流动的，在《论语》中，空间是不确定的，如同满布星体的虚空，而在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中，空间则是交错和悖谬的。

　　在以上两种还原的背后，存在着对书法“作品”观念的一种深刻的背离。在此，“书法作品”被还原为“书写形态”，从澄怀静观到激情狂乱，书写进而被还原为一些姿势，一些动作。这是一种更为根本的还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书法与西方现代艺术(行动主义)的神秘因缘。

　　抽象艺术所受东方艺术，尤其是书法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而谁能料到，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它本身竟可以巧妙地转化为中国当代书法的创新灵感。王冬龄从抽象艺术纷繁复杂的样式中抽取了两个概念——痕迹与意象，前者体现在《猛志固常在，高操非所攀》，后者体现《凄迷》以及《西江月》系列。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抽象艺术资源的吸收和借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书画同源”这一传统命题。在晚近的中国美术史中，这一命题一直被“援书入画”、“书法用笔”等实践性观念所遮蔽。而在王冬龄的《飞花》、《春风》、《寿》、《龙》等一系列作品中，文学与图像的本源性牵联得以彰显，书法与绘画同为“形”、“象”，又从形象转化为意象，在《玄黄》与《凄迷》中，作者仿佛捕捉到了世界在我们眼中成其气象的刹那间。

　　与“书法同源”一样，中国书法中的另一传统问题，即字形与字意(或书法与文字)之间的张力问题，在王冬龄的一系列书法实验中也得到了激进的转换。他显然著力于在字义与字形之间建立一种移情或联觉;在他书写在报纸、画报上的一系列作品中所发生的，绝不仅仅是材料或背景的改变，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书写与背景之间进行着一种不同语种的对话，而形的空间，被转化为意义空间。这种转换在后来《悟斋》、《笔阵图》中变得更为自觉，也更为成熟。

　　王冬龄通过自己的书法创作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契合点，一个赋予了他的书法以独立与世界意义的熔点。真正的独立的艺术必须具备世界的普遍意义。这听起来是一个悖论，但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艺术在本质上是依靠交流而起作用的，那么，任何艺术家就不能回避这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