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九庵先生

　　故宫博物院最近举办《五十年入藏文物精品大展》，在一幅明代大画家徐渭创作的《四时花卉图卷》面前，我久久地凝思，不忍离去。我不单单是在欣赏画家那奔放豪爽的笔墨，也不单单是琢磨画中那韵味深长的题诗，而是在回想捐献这一杰作的人。他的音容笑貌，反复盘旋在我的脑海中。他，就是著名的古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他的逝世，不但是故宫博物院的重大损失，也是文物界特别是书画鉴定界的重大损失。

　　刘先生1915年出生于河北冀县农村，十四岁到北京琉璃厂悦古斋当学徒。这是一家专营古旧字画的店铺，由此他与古书画鉴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由于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6年被调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书画的征集、鉴定和研究工作。我初到故宫的时候，曾请教过刘先生：“你是怎样学会书画鉴定的?”刘先生轻轻地乐着说：“当时琉璃厂一带有许多字画，当铺封货，也有字画公开拍卖，我都去看。那么多名头，哪能知道，我就暗暗地把名字记下，回来查书，下次再见着，就不陌生了。”“那怎么知真假呢?”我接着问。他继续说：“这要慢慢来，开始我为画店送作品到一些收藏家家里，总是用心听他们的评论。后来自己也买，没有把握，就买小名头，回来反复琢磨，买错了也不致吃大亏。那时的东西多，可资比较的也多。看得多，听得多，记得多，比较得多，这就会了。”很多人对刘先生的印象是他不多说话，但这一次他对我似乎话很多，他对琉璃厂一带古董店、古董交易及—些人物，知道得很多。后来我想专门找他和另外一些老先生专谈这些掌故，谈一些重要作品的流传情况，谈收藏家的收藏和书画鉴定的经验，并将它们记录下来，可惜由于行政工作缠身，未来得及组织这一活动，刘先生竟然先走了。

　　九庵先生学习书画鉴定的经历很特殊，他在书画鉴定上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一些所谓“小名头”非常熟悉，其中又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书札。这些往往是被那些大藏家所忽略的。我在美术学院教课中只讲“大名头”，进了故宫博物院以后，才知道“小名头”的作品比“大名头”多得多。陈列展览、编书出版，都离不开这些“小名头”，尤其在研究中不可缺少。明清书札更是难于整理，上款、下款往往不容易弄清楚是谁，而此中却保存了大量古人行事为人的重要信息。碰到这类问题，我总是去请教九庵先生，他三言两语便解释清楚了，同时还能提供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同一个人的什么作品。九庵先生两次参加大规模的全国书画巡回鉴定，所见到的古书画成千累万。他不但心记，而且手追，非常辛苦地作笔记，回家作整理。我经常看到他伏在办公桌上，不断地翻看他那些小本本，用笔来回钩钩画画，或誊抄，几十年如一日。他曾经送我他编著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就是数十年来钩钩画画的成果之一。这本书虽然说是在郭味渠先生所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的基础上增补刊误而成的，但两相比较，却有甚大的差距。郭先生的书，大多是根据文献著录、印刷出版物等资料纂集而成，许多作品和资料没有经过仔细的甄别，因而提供信息的可靠性要打些折扣。九庵先生的书则不同，主要汇集的是大量的实物资料，有据可查，有物可证，而且都是经过他亲眼过目并审慎鉴别过的，因此可作为文献资料供后人引证，不仅只是个索引。郭先生的书有开创之功，九庵先生的书则有继起之贡献，使美术史研究者和从事鉴定工作者受益匪浅，功德无量。他的勤恳和韧性，他的机遇和细心，他的专一与精审，是其他人所难以全面具备的。美术史和书画鉴定界庆幸有刘老其人。

　　九庵先生由于勤奋、细心，又善于整理总结，往往使他能从细微变化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他从事鉴定工作的又一个特点。例如他在大量传世祝允明书法作品中，发现、辨识出吴应卯、文葆光的伪作，这是二十余年念念不忘的思考积累的结果。又如《记八大山人书画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将八大山人一生的传世作品，经过鉴别排队，从中找出印章、款式的变化规律，在信札中考证八大山人生平事迹等等，为美术史研究和对八大山人的艺术评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讲授“书画款识的作伪与识别”和“吴门画家之别号图及鉴别”等课程时，也是以大量的实物资料为依据，找出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但有说服力，而且令学者易于掌握运用。记得九庵先生曾对我说过，他早年学习书画鉴定时，曾听人说过一些“决窍”，如八大山人画树时总是根部很小等，他就记住这些。他说：“这最容易上当，搞鉴定还是要自己去总结，去摸索规律。”他正是这样去实践的。在鉴定上，他很少去高谈理论，而是扎扎实实地—个一个去解决问题。他主编的《中国历史书画鉴别图录》就是一本很实用的书。
九庵先生待人非常诚恳，处世也小心谨慎，从不与人相争。记得在文化部五七干校时，我们同在—个班，同睡一个通铺。那时运动非常激烈，无论大小会议，很少见他发言，即使非表态不可，他也只说自己，从不伤及别人。组织上安排我俩“一帮一，一对红”，并规定有“谈心”时间。那时我是被怀疑对象，九庵先生则自认为是要好好劳动改造的，我们都不知道谁红谁不红，谁应该帮助谁。吃过晚饭后，我们到山头漫步，默默走着，只说些无关紧要的一言半语。时间到了，我们说“回去罢”，就这样交代过去了。然而九庵先生对待工作却是踏踏实实的，无论组织上交给他什么任务，他都认真细致地去完成。事情无论大小，他都是这样，只要去查查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的档案卡片资料，看看留下多少他的手迹，就会了解他的工作精神。自从我担任副院长之后，在业务工作上，我经常去找他请教，他总是热心帮助。有些事情，需要召集专家集体讨论，九庵先生和其他几位老人，如徐邦达、朱家溍、耿宝昌等先生，只要你通知到人，他们都是“召之即来”，都不把我当小辈看待，而是认认真真地讨论。九庵先生默默无闻地工作，为故宫博物院、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把他自己收藏的最名贵的文物无私地捐献给了国家，而从未向单位和国家索要什么。曾经有台湾记者采访我：“你们的工资待遇这么低，是靠什么来留住这些专家的？”我问答说：“专家们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九庵先生正是这样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