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对立

　　每年的12月都是艺术界盘点的时节，南来北往的艺术名流在广州走马灯似的转个不停，圣诞节和当代艺术奇怪地混杂在一起。人称“国际策展人”的侯瀚如，自担任第二届广州艺术三年展主要策展人以来一直忙个不停，每个月在巴黎——广州之间飞来飞去，间或还得赶往西贡或新德里。三年展的主题是把从香港到广州到澳门的珠江三角洲视为一个“别样”的地点，从中探寻一个特殊的现代实验空间。因此，这个展览就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展变成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实验室，具体做法是每个月都有一些会议，以D.LAB（DeltaLaboratory，三角洲的实验室）搭建在艺术、建筑、城市研究与文化活动之间担任桥梁作用的平台。本月的“实验室”以荷兰建筑师冉·库浩斯的到场为高峰，随即侯瀚如和方振宁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外国建筑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访谈。半个月后，这篇访谈引来了湖南批评家钱海源的攻击，钱把侯方两人创新建筑的观点与旧城拆建的非理性举动联系在了一起。侯对于钱的说法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也许在他看来，钱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或至少两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在对于中国城市全面的旧城改造，即推行那种廉价的现代化模式方面，任何有点文化和历史使命感的人都持批判态度，侯又怎么会与钱的观点相左呢？所以，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对于创造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相同的出发点不一定导致相同的结果，原因是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现实处境均有所不同，不在同一个层面的对话说得不好听就是“鸡同鸭讲”。

　　侯瀚如作为华人中最杰出的策展人，他的工作成果附带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当代艺术为何物的概念。于是，作为一个曾经参与过他组织的几个艺术大展的成员，我也刚刚写完了一篇关于“当代艺术是什么”的短文。我的基本观点是当代艺术是一种结构性的艺术，它受到全球化、政治、经济、消费、技术等诸多概念的支配，与传统型的经验性艺术共存在于一个时代，同时还与“前卫艺术”有着少许的差别。我的这一观点据说也引来了我过去的合作者杨小彦的不满，他认为“所有产生于今天这个时代的艺术都是当代艺术”。杨刚刚从加拿大回到广州，现在是中山大学新闻传播系的主任，而他的前身则经历了油画、西方美术史和建筑学等多个阶段。人们相信，他的这些经历必然形成他的当代艺术批评家的身份，但奇怪的是，他似乎更愿意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所经历的不同的事情，例如谈论绘画的时候，他就回到了学生时代。从词语的本意上，杨当然是对的，英文Contemporary的中文意思就是“同时代”、“现代的”，所以，任何当代人所做的艺术作品都是在当代做的。可是，词语与事实之间毕竟是有差异的，或者说词语的意义必定大于事实的事义，而这并不意味着事实在采用了词语的同时要将自身扩大化。限定当代艺术的范畴并不意味着将当代艺术视为这个时代最好的艺术，而且当代艺术中最好的作品其意义也并非大于传统型艺术中最好的作品，就具体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他可能或应该是既能欣赏某个观念作品，也能欣赏黄宾虹的山水画。

　　如果能以上述态度对待今天的艺术生活，就能在这个社会问题日趋复杂的时代仍然保持必要的文化使命感。说这番话是因为我刚刚经历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件：艺术家徐坦刚刚从德国工作一年回国，被我推荐给美术学院的几个系做一场关于德国（柏林）当代艺术的讲座，这原本是一件对开扩学生视野极为有益的事情，但是院方却以徐坦几年前被美院“辞退”而临时取消了这个讲座，并且生造了申报不合程序及讲座内容未加以审查的理由。每个人都很清楚，拒绝徐坦登上美院讲台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他曾经因为在一年当中过多地被国外艺术机构邀请出国参加艺术活动，以至于院方对其行踪产生猜忌而勒令其做出检讨。徐坦不服从，并决定成为“全职艺术家”，于是提出辞职，院方则以“辞退”做出处理。多年以后，出国不再成为一个敏感话题，徐坦也成为了国内国际知名的当代艺术家，而美术学院仍然在捍卫过去那个决定的“正确性”，为了面子不惜给人留下笑柄。这个被人想象成最为开放的学院学术的大门也许最终会打开，但这取决于某些阻挠开放的旧势力不再产生影响力，或者是国家进一步地贯彻先进文化的思想和方针。总之，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必须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