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划委员笔答本刊记者问《范迪安》

　　本刊记者：在国际文化生活中，“双年展”这个称谓已经约定俗成地具有标示“前卫艺术”的特指涵义，北京举办的双年展，如何与西方流行的具有“前卫艺术”特义的双年展相区别?国内此前有些双年展曾被国人批评为“西方双年展在中国的摊位”，北京双年展如何避免此类批评?
　　
　　范迪安:首先我想说，就我的观察，国际上重要的双年展并不完全是“前卫艺术”的代名词。 在西方，“前卫艺术”通常是某种指向很极端的、排他性和否定性很强的思潮或某种标新立异的样式，也是一种在“小众”空间里实验的艺术。而双年展如老的威尼斯、圣保罗，新的光洲、伊斯坦布尔的举办宗旨都是要建立一个宽阔的平台，使国际范围的当代艺术形成一种集合，展示艺术上表现出来的一些新的文化特征，反映艺术与外部世界新的关系，让“大众”的人们看到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艺术图景。每个双年展都有可能及时吸纳了一些“前卫”的艺术现象，而其本身并不靠“前卫”立足，也不标榜“前卫”。但是，每一个双年展有自己根据对国际艺术走向的判断提出的主题，每一届的主题也有一定的“前沿性”，而且策划人和主办者希望它的主题能够反映最新的文化特征，这是很明确的。在总体上站在文化的“前沿”和某种观念、样式上的“前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双年展是花钱的大制作，需要有足够的学术考虑和学术立意，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是双年展的意图，也是双年展提供了新信息而引人关注的价值所在。
　　
　　目前双年展在中国的确是一个热点话题。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已经从原来属于艺术本身或艺术本体变为牵涉整个艺术的生态环境、文化机制和与国际艺术的关系等更加大的概念。这种艺术本体外延的扩展是一种动力，它促使相应的综合性的展览方式应运而生。双年展这种形式尽管在国际上已有历史，在中国这个时期却是十分必要的，我不认为它是所谓西方双年展在中国的“摊位”，而且从上海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及成都双年展举办的实际看，也不是西方双年展的拷贝，而是根据中国艺术自身的发展和文化的需求所采用的国际形式，几个双年展都有它们自己的主题和特色。就象我们加入WTO之后要按照国际规则参加许多活动，但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已有的规则，而是在参与中丰富国际规则，包括按照国际规则在中国举办国际性的活动。在这里，国际通行的形式是前提，而主办者自己提出的话题是根本。在中国首都北京举办双年展，更是中国面向世界、主动地搭建国际艺术交流舞台的象征。
　　
　　本刊记者：西方流行的双年展，届届都标榜“创新”，这次北京双年展的主题也是“创新”，请问，我们提倡的创新与西方流行的双年展所主张的“创新”有什么区别？
　　
　　范迪安:在“创新”这个命题下，的确有不同的取向。西方的展览是以其自身的艺术历史和文化逻辑为出发点的，在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框架里，它甚至经常是一味强调线性的发展，一味地求新求变，在双年展中也部分存在这种倾向。我想，北京双年展提出“创新”，是立足中国艺术面临的历史机遇和时代任务的。历史机遇就是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社会开放，这为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感受和实际条件。同时，通过创新推进艺术的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要求，以艺术创新意识促进整个社会的创造性，是时代赋予的任务。这个“创新”就与西方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北京双年展的主题中以“当代性和地域性”作为“创新”的具体内涵，我以为是很有学术见地的。这个命题立足于中国艺术在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遭遇的文化情境，也针对国际当代艺术发展态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代性”是西方一直提倡的，艺术要与当下的现实有关，艺术语言形态上也要体现今天的发展。但西方对“地域性”则一向注意不够，在他们那里是笼统的“多元性”。北京双年展不仅强调了“地域性”的价值，而且提示了“当代性”和“地域性”二者的关系，这就有了自己的主张，也有了自己的思想特色。在文化上的“全球主义”趋势成为现实挑战的今天，我们提出“地域性”的价值，提出“当代性”与“地域性”的关系是衡量艺术的一种尺度，这就使“创新”这个主题有了实在的内涵。
　　
　　本刊记者：东西方美术在艺术观念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是世人共知的不争事实。西方的双年展很容易操作，按照—个或几个策展人的特定“前卫理念”来选择作品，符合他们标准的就要，不符合他们标准的就不要，因此，他门的双年展在总体面貌上是基本统—的，是明确的西方价值取向。北京双年展策划委员的工作任务恐怕要比他门困难得多，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东方和西方两大块，我们将用什么标准来协调、营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总体面貌和价值取向?
　　
　　范迪安:在主题已经明确之后，选择作品便成为体现主题的关键。这次邀请的外国艺术家的数量很大，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已经体现了主办者对不同地域文化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在具体作品的选择上有学术上的判断，例如对西方国家的著名艺术家，最好是能选到他们带有自身文化特色也即体现了地域性的作品。以往我们比较笼统地看“西方”艺术，但这次应该从“西方”这个大板块中再分出不同的国度，注意“西方”这个整体中还有出自不同国度、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创造。这样就不会简单地使双年展成为“东方”（中国）与“西方”的结合，而是在“国际”的视野里主动的选择。
　　
　　北京双年展的难度可能在国内这一块。中国艺术已经呈现多样化的面貌，展览应该面对这个现实，在不同的观念、语言中遴选质量真正优秀的作品。中国的艺术与来自国际的艺术在一个平台上的见面，中国的作品应该具备对话交流的强度和能量。在这里，既要防止用“西方”的“标准”选择自己，也要防止简单地以“地域性”代替“当代性”。
　　
　　本刊记者：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正式宣传册上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美术不可甘居边缘，中国的先进文化要在世界范围内体现前进方向的代表性。”在这次北京双年展中，我们将如何具体地体现这种先进的“代表性”?
　　
　　范迪安:在双年展的策划构想中鲜明提出自己的主张，本身就站到了当代国际文艺的前沿，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实践。很长时间以来，国际艺术界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不足，他们只是有兴趣，有兼容的愿望，实际上了解不多，看法也往往片面，这些都造成中外艺术交流中的不平等。从以往许多国际大展对中国艺术的选择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反之，我们对“国际”的了解多于“国际”对中国的了解。在这次展览中，体现我们的文化胸怀和眼光，就体现了思想上的代表性。相信展览会在改变国际艺术活动的机制上产生重要的作用。
　　
　　本刊记者：作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一名策划委员，你最希望这次展览结束后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什么样的最好评价?
　　
　　范迪安:于新世纪之初举办的北京双年展是面向世界体现文化主动性和自主性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