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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翰如:有变化才有真正的生活
作者:晏礼中 2004-01-03 15:00:54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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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奇迹。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做不到的事情。”在“深圳第五界国际当代雕塑展”开幕式上,没人能够否认,侯翰如在促进中国艺术融入世界艺术舞台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0年代初,他便开始为一些进步的欧洲杂志撰写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章,发出替“第三空间”呐喊的声音。随着他涉足国际艺术展的策划,他吸收他所熟悉的中国艺术家,自然而然地引他们进入更宽泛的艺术圈子。
从1997年到2000年,由他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探讨了亚洲当代城市建设和艺术的互动及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该展览先后巡回到世界7个城市,引起国际艺术和建筑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他集中探讨城市空间中艺术的形态和可能性,并策划了一系列推广公共艺术的计划,比如去年在巴黎的伊文思基金会的公共艺术比赛及今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6个城市的公共艺术计划。他策划的展览还包括1997年在伦敦CAMDEN艺术中心的“巴黎人”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双年展”、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中的法国馆、2000年他的目光转向亚洲,策划“2000上海双年展”, 作为展览国际艺术家作品的首届上海双年展策划人之一,侯翰如得到官方办展的认可,从而引得国际著名策展人关注中国艺术世界。
2001年来到韩国策划“釜山艺术节”?第二年,策划“光州双年展”,2003年又参与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2003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划工作。侯翰如同时也是欧洲、亚洲以及美国很多艺术基金会的委员和评委。
尽管侯翰如在开幕式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但他总是神采充足,从不让人察觉他日益积压的疲惫。他的谈话思路清晰,而他近十年来所策划的若干国际性艺术展则凸显了他对于当代艺术的谙熟。尽管并非惟一,但这个40岁的小个广东人确实是策展人界少有的兴趣广泛而充满活力的家伙。他能在跟各国的艺术家交流时在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也能在饭桌上仗着酒力跟各色人等进行市民式的嬉笑怒骂,甚至会在华侨城的威尼斯酒吧里,用他疯狂的舞蹈,吸引正在表演“Table dance”黑人舞小姐的目光,而很难让人想到他阿姆斯特丹皇家美术学院教授的身份。
访谈
问:这次雕塑展中最让你伤脑筋的是什么?
答:很多东西都伤脑筋,最伤脑筋的是这里的工人都习惯了做表面文章来敷衍。他们认为把木板钉上去不掉下来就行了,而我们希望的是尽量达到作品的涵义,这要求语言上的完整和准确性,如果质量做得不好的话,准确性就没有了。再怎么说明,他们也很难理解,不过,这也很正常,可能中国的整个社会都是这种状况。
问:除了工人,艺术家的作品有令你感到遗憾的吗?
答:有个别深圳的艺术家因为太年轻,所以作品显得有些不够完整。不是说他们做的东西不好,而是太简单了缺乏经验。
问:“第五系统:后规划时代的公共艺术”是对何香凝美术馆的竞标之作,还是你思考上的一种延续?
答:这是我在最近几年对城市的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运动中,我们习惯了用现代主义的规划方式来建设城市,即把旧的全部去掉,用全新的建筑来达到一种最合理、最理性的城市。但事实绝对不是这样。实际上,这些规划是不断被挑战的,新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让人不得不用应急的办法来重新规划某一些东西,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一种拼凑。
问:听上去很悲观。
答:不,这是很乐观的一件事情。只有变化才有真正的生活。这表现在人是主动地建设自己的城市,而不是强迫人接受一种生活方式,人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重新发明他们的城市。
这也是一种规划思路,比如建筑师面对一个街区,如何去规划它,传统的方法是把这个街区去掉,重新按照最理想的方式来。第一,这种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现在的总比过去的好,但这是非常暴力的一种方法,现在的很多建筑师都意识到,如何重新运用原来的城市结构,把意义焕发出来。第二,如何在这种基础上把不合理的东西调整得更合理。但不可能只有一种合理的东西,合理永远是暂时性的。而且不光是调整,最重要的是注入一些新的东西,不要希望做一劳永逸的东西,而是不断有新的东西能够进来。
问:你如何来理解一座城市和公共艺术的关系,你从90年代起就移居巴黎,觉得它如何?
答:巴黎太土了,不谈它。一个城市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力不仅要有最合理的配置,还要知道这里的人都需要什么,如何来改变他们的城市。今天的公共艺术跟今天的城市一样是不断的创新的,这个创新的过程是在城市原来的基础上面,在不断地对过去规划进行结构解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新的规划的可能性,形成新的城市面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艺术品或是艺术计划越来越融入到城市空间里来,它不光是一个传统的审美对象,而给公众提供一个参与和使用的机会和空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一些新的创作方式和思考引进到公共艺术的范畴里面来。
问:这次的雕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公共艺术这个概念?
答: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雕塑展,对于我们来说更是一种挑战。我们花了很多钱来做这个展览,这些钱并不是给你做两年装饰放在那里的,我们是想把这个钱重新注入到生活里面去。因此,它不是一个物品化问题,而是一个环境问题。怎么减弱物质性,强调生活的过程更重要。这些作品在这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东西,有了公众的参与,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动。没有人的参与,变成物品崇拜是没意思的。
问:参与的广泛程度决定于作品被大众喜欢的程度?
答:这不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把艺术比较健康地放到社会机制里面来,不是为现实服务,而是生活在另一个层次上的延伸。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对话关系?它会不会提出很多问题,让他们去思考,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甚至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1997年到2000年,由他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探讨了亚洲当代城市建设和艺术的互动及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该展览先后巡回到世界7个城市,引起国际艺术和建筑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他集中探讨城市空间中艺术的形态和可能性,并策划了一系列推广公共艺术的计划,比如去年在巴黎的伊文思基金会的公共艺术比赛及今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6个城市的公共艺术计划。他策划的展览还包括1997年在伦敦CAMDEN艺术中心的“巴黎人”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双年展”、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中的法国馆、2000年他的目光转向亚洲,策划“2000上海双年展”, 作为展览国际艺术家作品的首届上海双年展策划人之一,侯翰如得到官方办展的认可,从而引得国际著名策展人关注中国艺术世界。
2001年来到韩国策划“釜山艺术节”?第二年,策划“光州双年展”,2003年又参与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2003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划工作。侯翰如同时也是欧洲、亚洲以及美国很多艺术基金会的委员和评委。
尽管侯翰如在开幕式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但他总是神采充足,从不让人察觉他日益积压的疲惫。他的谈话思路清晰,而他近十年来所策划的若干国际性艺术展则凸显了他对于当代艺术的谙熟。尽管并非惟一,但这个40岁的小个广东人确实是策展人界少有的兴趣广泛而充满活力的家伙。他能在跟各国的艺术家交流时在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也能在饭桌上仗着酒力跟各色人等进行市民式的嬉笑怒骂,甚至会在华侨城的威尼斯酒吧里,用他疯狂的舞蹈,吸引正在表演“Table dance”黑人舞小姐的目光,而很难让人想到他阿姆斯特丹皇家美术学院教授的身份。
访谈
问:这次雕塑展中最让你伤脑筋的是什么?
答:很多东西都伤脑筋,最伤脑筋的是这里的工人都习惯了做表面文章来敷衍。他们认为把木板钉上去不掉下来就行了,而我们希望的是尽量达到作品的涵义,这要求语言上的完整和准确性,如果质量做得不好的话,准确性就没有了。再怎么说明,他们也很难理解,不过,这也很正常,可能中国的整个社会都是这种状况。
问:除了工人,艺术家的作品有令你感到遗憾的吗?
答:有个别深圳的艺术家因为太年轻,所以作品显得有些不够完整。不是说他们做的东西不好,而是太简单了缺乏经验。
问:“第五系统:后规划时代的公共艺术”是对何香凝美术馆的竞标之作,还是你思考上的一种延续?
答:这是我在最近几年对城市的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运动中,我们习惯了用现代主义的规划方式来建设城市,即把旧的全部去掉,用全新的建筑来达到一种最合理、最理性的城市。但事实绝对不是这样。实际上,这些规划是不断被挑战的,新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让人不得不用应急的办法来重新规划某一些东西,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一种拼凑。
问:听上去很悲观。
答:不,这是很乐观的一件事情。只有变化才有真正的生活。这表现在人是主动地建设自己的城市,而不是强迫人接受一种生活方式,人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重新发明他们的城市。
这也是一种规划思路,比如建筑师面对一个街区,如何去规划它,传统的方法是把这个街区去掉,重新按照最理想的方式来。第一,这种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现在的总比过去的好,但这是非常暴力的一种方法,现在的很多建筑师都意识到,如何重新运用原来的城市结构,把意义焕发出来。第二,如何在这种基础上把不合理的东西调整得更合理。但不可能只有一种合理的东西,合理永远是暂时性的。而且不光是调整,最重要的是注入一些新的东西,不要希望做一劳永逸的东西,而是不断有新的东西能够进来。
问:你如何来理解一座城市和公共艺术的关系,你从90年代起就移居巴黎,觉得它如何?
答:巴黎太土了,不谈它。一个城市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力不仅要有最合理的配置,还要知道这里的人都需要什么,如何来改变他们的城市。今天的公共艺术跟今天的城市一样是不断的创新的,这个创新的过程是在城市原来的基础上面,在不断地对过去规划进行结构解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新的规划的可能性,形成新的城市面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艺术品或是艺术计划越来越融入到城市空间里来,它不光是一个传统的审美对象,而给公众提供一个参与和使用的机会和空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一些新的创作方式和思考引进到公共艺术的范畴里面来。
问:这次的雕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公共艺术这个概念?
答: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雕塑展,对于我们来说更是一种挑战。我们花了很多钱来做这个展览,这些钱并不是给你做两年装饰放在那里的,我们是想把这个钱重新注入到生活里面去。因此,它不是一个物品化问题,而是一个环境问题。怎么减弱物质性,强调生活的过程更重要。这些作品在这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东西,有了公众的参与,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动。没有人的参与,变成物品崇拜是没意思的。
问:参与的广泛程度决定于作品被大众喜欢的程度?
答:这不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把艺术比较健康地放到社会机制里面来,不是为现实服务,而是生活在另一个层次上的延伸。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对话关系?它会不会提出很多问题,让他们去思考,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甚至他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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