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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大为:别做不动脑筋的东西
2002-11-28 09:58:09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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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大为,移居法国的著名策展人,最早将大量的中国当代艺术带到西方。
●你对首届广州三年展怎么看?
费:总的来说这个展览还是非常成功的。但里边有些重头戏不是1990年代的东西,而是2000年以后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最新的而且比较有活力,特别是多媒体这部分,有一个互动的录像,就是开枪的那个,做得非常好。顾德新的作品我很喜欢,那么巨大的一个东西。1990年他在伦敦做的也是透明的塑料,能像帘子一样挂下来,这次完全是重做的。
90年代初有一个高潮,就是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这些东西最好的作品可能都流到市场上去了。
一个展览,如果一点问题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很乖,绕过很多问题,作品都陈列出来了,好像这个展览做成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失去了艺术的独立性。另外一方面,这个展览是第一次把国内前卫艺术(或者说实验艺术、当代艺术)这样大规模地集中起来,在一个官方美术馆来展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艺术家重复自己的现象是不是比较普遍?
费: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家在很多展览里都是差不多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很多东西是一些不动脑筋的东西,是一种精神上的贫乏。画面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精神上的创造性在弱化。
●你在90年代末离开中国,你觉得这批作品——正好是你离开后的十年,跟你当年带出去的几千张幻灯片——85美术新潮到89前后,正好是两段——你觉得后边的这些作品跟那时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费:中国的当代艺术有两个高潮,一个是1985到1989年,是一个高潮,还有一个高潮,是1989之后,这两个高潮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相对来说,1989年以前的艺术比较肆无忌惮,比较没有思想负担和精神负担,基本上跟国外没有交流,对国外不太了解,1985到1989之间的前卫艺术明显是在西方影响之下爆发的一个中国文化内部发生的大爆炸,但这种爆发的内在的动力大于外来的影响。1989之后可能有三四年时间,这时画出来的东西,像方力均,是很有力度的。从1994年以后,跟国际的接触多了,中国国内的物质主义大潮也非常有诱惑力,大家对实际利益考虑比较多,和西方接触以后,原来的那种自信心,原来那种强烈的表达的愿望就受到了抑制。我觉得到1995年开始就不再是一个高潮了,而且越来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时是一个整个力度在减弱的阶段。
●西方最具实验性的作品和中国的实验艺术有什么差别?
费:实验在西方不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他们不太提这个词。如果我们强调实验,那么我们实验什么?并不是说我把这杯水放到咖啡里边,就是一种实验了,这实验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实验本身并不是它有价值的保证,关键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这实验的内在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它提供的结果是什么?对实验艺术的评价,不能停留在一个所谓花样翻新的表象上。
“实验”这个词本身我觉得……有什么好实验的?艺术要往深处走,要有新的视点,这些东西不完全能用实验来涵盖。在当代艺术里,要看谁能够有一些特别个人的东西,做出来,咦,别人没想到!就是做一个好作品,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东西。
●我记得画家颜磊画过一幅《去往巴塞尔的路》,是一个人站在路边,旁边是一架正在起飞——飞向巴塞尔文献展——的飞机。也有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是在按西方的需求和订单加工制作,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是西方艺术的一个分部。
费:这有点夸张了,事实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颜磊对这件事看得太重,而且他自己对这种事情非常焦虑。他有一件作品叫《把你的作品拿出来看看》,画的是一群西方策划人对中国艺术家说,你把材料拿出来看看,艺术家当然很害怕,我到底能不能被选上?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西方人也不是裁判官,西方人也是人嘛,也是在不停纠正自己,被西方人选上和不被西方人选上,根本就是一些非常表面的问题,根本就不重要。问题是你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你自己对什么问题有兴趣?像颜磊,你是不是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个上面你有没有下工夫?
●这好像也是一种集体的焦虑。
费:是一种集体的焦虑,这说明了大家对西方的一种误会,还是不了解西方并没有一个整体,西方每一个策划人和策划人之间都是打得头破血流的,都是相互不同意的,你选这几个艺术家,他就选那几个艺术家。现在大家老觉得被西方选中,自己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履历,其实这已经在思路上偏掉了。对这个问题看得太重,只能对自己有害。
●这次有没有跟艺术家做一些交流?
费:艺术家们给了我一些材料。中国很多艺术家还是有才气的,但思路不清楚,有时撞上了做一件好作品,第二件又不行了,第三件又好一点,第四件又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好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好,不好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很多艺术家是互相抄来抄去,你学一点我我学一点你,一个人成功了,这个成功的形式就会变成一种模式,大家来学,一个人画光头,结果好几个人画光头,一个人做陶瓷,跟着就有好多人做陶瓷。
●要是你办一个同样的展览,你会怎么做?
费:巫鸿老师做的这个展览里边,90年代初的作品不够多是重做的,不太像一个历史回顾的东西,而有点像最近几年的作品的一个展览。
其实好多东西已经流出去了。流出去也要找回来,这样展览才有分量,才有真实性。
●按你的经验,如果办这样一个十年的大型回顾展,你必须要找回那些你必须拿到的代表作?
费:对,我必须要找回来。流失了也要找啊。比如说我回顾五十年的艺术,如果把五十年前的那些画重画一遍,那这个展览算什么?
●这次展览有重画的作品吗?
费:不是重画,很多装置是重做的。方力均只有一张2002年的画,那就不对了。历史是一条河,这条河是有波浪的,这波浪的最高点你要点到,几个最高点你点到了,历史就出来了,但你没有点到最高点,反而把他掉下去的东西拿出来了。那就是一个遗憾了。
●你对首届广州三年展怎么看?
费:总的来说这个展览还是非常成功的。但里边有些重头戏不是1990年代的东西,而是2000年以后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最新的而且比较有活力,特别是多媒体这部分,有一个互动的录像,就是开枪的那个,做得非常好。顾德新的作品我很喜欢,那么巨大的一个东西。1990年他在伦敦做的也是透明的塑料,能像帘子一样挂下来,这次完全是重做的。
90年代初有一个高潮,就是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这些东西最好的作品可能都流到市场上去了。
一个展览,如果一点问题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很乖,绕过很多问题,作品都陈列出来了,好像这个展览做成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失去了艺术的独立性。另外一方面,这个展览是第一次把国内前卫艺术(或者说实验艺术、当代艺术)这样大规模地集中起来,在一个官方美术馆来展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艺术家重复自己的现象是不是比较普遍?
费: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家在很多展览里都是差不多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很多东西是一些不动脑筋的东西,是一种精神上的贫乏。画面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精神上的创造性在弱化。
●你在90年代末离开中国,你觉得这批作品——正好是你离开后的十年,跟你当年带出去的几千张幻灯片——85美术新潮到89前后,正好是两段——你觉得后边的这些作品跟那时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费:中国的当代艺术有两个高潮,一个是1985到1989年,是一个高潮,还有一个高潮,是1989之后,这两个高潮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相对来说,1989年以前的艺术比较肆无忌惮,比较没有思想负担和精神负担,基本上跟国外没有交流,对国外不太了解,1985到1989之间的前卫艺术明显是在西方影响之下爆发的一个中国文化内部发生的大爆炸,但这种爆发的内在的动力大于外来的影响。1989之后可能有三四年时间,这时画出来的东西,像方力均,是很有力度的。从1994年以后,跟国际的接触多了,中国国内的物质主义大潮也非常有诱惑力,大家对实际利益考虑比较多,和西方接触以后,原来的那种自信心,原来那种强烈的表达的愿望就受到了抑制。我觉得到1995年开始就不再是一个高潮了,而且越来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时是一个整个力度在减弱的阶段。
●西方最具实验性的作品和中国的实验艺术有什么差别?
费:实验在西方不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他们不太提这个词。如果我们强调实验,那么我们实验什么?并不是说我把这杯水放到咖啡里边,就是一种实验了,这实验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实验本身并不是它有价值的保证,关键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这实验的内在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它提供的结果是什么?对实验艺术的评价,不能停留在一个所谓花样翻新的表象上。
“实验”这个词本身我觉得……有什么好实验的?艺术要往深处走,要有新的视点,这些东西不完全能用实验来涵盖。在当代艺术里,要看谁能够有一些特别个人的东西,做出来,咦,别人没想到!就是做一个好作品,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东西。
●我记得画家颜磊画过一幅《去往巴塞尔的路》,是一个人站在路边,旁边是一架正在起飞——飞向巴塞尔文献展——的飞机。也有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是在按西方的需求和订单加工制作,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是西方艺术的一个分部。
费:这有点夸张了,事实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颜磊对这件事看得太重,而且他自己对这种事情非常焦虑。他有一件作品叫《把你的作品拿出来看看》,画的是一群西方策划人对中国艺术家说,你把材料拿出来看看,艺术家当然很害怕,我到底能不能被选上?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西方人也不是裁判官,西方人也是人嘛,也是在不停纠正自己,被西方人选上和不被西方人选上,根本就是一些非常表面的问题,根本就不重要。问题是你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你自己对什么问题有兴趣?像颜磊,你是不是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个上面你有没有下工夫?
●这好像也是一种集体的焦虑。
费:是一种集体的焦虑,这说明了大家对西方的一种误会,还是不了解西方并没有一个整体,西方每一个策划人和策划人之间都是打得头破血流的,都是相互不同意的,你选这几个艺术家,他就选那几个艺术家。现在大家老觉得被西方选中,自己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履历,其实这已经在思路上偏掉了。对这个问题看得太重,只能对自己有害。
●这次有没有跟艺术家做一些交流?
费:艺术家们给了我一些材料。中国很多艺术家还是有才气的,但思路不清楚,有时撞上了做一件好作品,第二件又不行了,第三件又好一点,第四件又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好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好,不好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很多艺术家是互相抄来抄去,你学一点我我学一点你,一个人成功了,这个成功的形式就会变成一种模式,大家来学,一个人画光头,结果好几个人画光头,一个人做陶瓷,跟着就有好多人做陶瓷。
●要是你办一个同样的展览,你会怎么做?
费:巫鸿老师做的这个展览里边,90年代初的作品不够多是重做的,不太像一个历史回顾的东西,而有点像最近几年的作品的一个展览。
其实好多东西已经流出去了。流出去也要找回来,这样展览才有分量,才有真实性。
●按你的经验,如果办这样一个十年的大型回顾展,你必须要找回那些你必须拿到的代表作?
费:对,我必须要找回来。流失了也要找啊。比如说我回顾五十年的艺术,如果把五十年前的那些画重画一遍,那这个展览算什么?
●这次展览有重画的作品吗?
费:不是重画,很多装置是重做的。方力均只有一张2002年的画,那就不对了。历史是一条河,这条河是有波浪的,这波浪的最高点你要点到,几个最高点你点到了,历史就出来了,但你没有点到最高点,反而把他掉下去的东西拿出来了。那就是一个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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