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为了文化遗产的传承

复制，为了文化遗产的传承

《中国书画复制精品展》明在何馆展出，本报记者专访二玄社美术部总编辑高岛义彦

很多人曾问我，二玄社的复制作品有没有升值空间？我都会明确回答，没有。因为，我们的宗旨绝不是为了盈利，为了大众能够买得起，而是为书画学人提供一个研究的样本，使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传播。

尽管是复制品，却引来深圳众多书画爱好者翘首“朝圣”。明日将在何香凝美术馆开展的《中国书画复制精品展》，背后隐藏着日本一家出版社——二玄社长达30年的不懈追求。昨天，本报记者专访了二玄社美术部总编辑高岛义彦先生，听他讲述那一段书画复制的勤勉时光。

30年的梦想：原寸原色才能再现精气神

记者：作为二玄社的元老级人物，您从1972年开始致力于中国书画复制的工作。最初是什么打动了您，让您为了这个梦想努力30多年？

高岛义彦：我早年在早稻田大学读书，专攻东南亚美术，研究印度佛教怎样经过中国、朝鲜半岛再流传到日本，接触了许多中国书画。之后加入二玄社，可谓兴趣所归，而复制中国书画，不仅是那时候的一个梦想，还来源于二玄社社长渡边隆男的一次机缘巧合。1968年，年轻的渡边社长第一次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欣赏王羲之和颜真卿等名家的书法真迹，偶然看到了正在展出的北宋名画《溪山行旅图》，他站在那幅画前，觉得自己的脚好像动弹不得，感动得全身颤抖。当时他就认定，只有原尺寸、原大小、原色的复制品，才能重现书画名作的精气神儿。

记者：能回忆一下第一件让你震撼的真迹吗？

高岛义彦：应该是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唐代孙过庭的《书谱》。最早我所看到的版本是黑白影印本，当我在台北故宫看到这两件真迹，哇，原来是十四开的册页，用笔转折多变化，真是遗韵无穷。如果说，原来我只是研究复制技术，从那天起，我想我找到了复制的方向，就是那些有历史价值的珍品。

记者：博物院中浩如烟海的古代书画，哪些才是有历史价值的珍品，这个标准谁说了算？

高岛义彦：当时的选件工作，是由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完成的。主要以书画的学术价值、美术史价值为考量，可以说囊括了从9世纪到18世纪晚期中国最好的作品。很多人曾问我，二玄社的复制作品有没有升值空间？我都会明确回答，没有。因为，我们的宗旨绝不是为了盈利，为了大众能够买得起，而是为书画学人提供一个研究的样本，使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传播。

“以假乱真”：《快雪时晴帖》造就一段佳话

记者：还记得第一件成功的复制作品吗？

高岛义彦：也是那件《快雪时晴帖》。从1977年到1981年，花费了整整4年时间，我们才做出第一件样品。在台北故宫，这件作品也是馆藏珍籍，一般人很难见到。当复制品推出时，国内外学人莫不震撼，当时也价值不菲，售价高达55000日币，折合人民币3700元。

记者：这么多年的复制生涯，您遇到最棘手的复制作品是哪一件？

高岛义彦：宋代刘松年的《罗汉图》。这是最早使用12色印刷技术的作品，相当于技术攻关。许多人认为复制品能够以假乱真全靠技术先进，其实关键在于对色。一套或一幅作品的对色最少三次，要与真迹反复验证，《罗汉图》是最难对色的一幅，前两次复制因对色出错而全部报废。

记者：许多专家都评价，二玄社的复制品足以以假乱真，在“乱真”方面有没有让您特别自豪的事情？

高岛义彦：1981年，当我们把第一件作品《快雪时晴帖》展现在台北故宫蒋复璁院长面前，蒋复璁凝视良久，突然把放大镜往桌上一扔，很生气地质问我们：“你是在嘲弄我吗？这是从本院藏库中提出的真迹，我要看的是二玄社的复制品。”知道自己走眼之后，蒋复璁气呼呼的，一声不响就走了。这件事，已经成为“以假乱真”的佳话了。

由于效果极其逼真，我们的复制品还曾闹出不少误会，渡边社长就有一回因“涉嫌走私文物”而被海关扣留，其实他只是携带了几件复制品而已。当然，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愉快的经历。

记者：据说二玄社现在已经停止生产这种复制品，为什么？

高岛义彦：主要是些客观原因。我们前期投入太大，包括养专家长达20多年，专门研制机器和复制用的纸绢材料等。整个复制工程耗资共1.5亿人民币，直到现在才基本收回庞大的投资额。同时，一些大幅作品已经难以重印，因为所需要的超大型印刷机全球只有两台，而日本的那一台已经报废了。

二玄社复制品：影响中国一代书画学人

记者：自古以来，人们多少都认为赝品没有价值，那么高仿真品的意义何在？

高岛义彦：打个比方，由于王羲之的所有书法都随唐太宗陪葬，没有一幅能够流传下来。可以说，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字是王羲之的。因此，许多临摹之作都成了珍品，包括《快雪时晴帖》。古语说，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几百年后，复制品要比真迹年轻，自然也就承担了传承文化遗产的功能。

记者：许多中国人会质疑，为什么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要由日本人来复制、保存和传播？

高岛义彦：27年前，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技术，日本不过先行一步罢了。我听说，有人曾坚决反对把中国国宝的复制权交给外国人，对此我们也哭笑不得。我们为了做好复制，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投入了大量心血。渡边社长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惜代价的推崇，让许多行内人都为之动容。

记者：有人说，二玄社的复制书画影响了中国一代书画学人，连中国画院系教材都采用二玄社的复制作品。您在这方面有没有切身感受？

高岛义彦：这是对我们最光荣、最荣幸的评价，首先要归功于中国书画老前辈的指导和支持。多年以来，许多中国专家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怀二玄社，为我们的复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去年，在上海刘海栗美术馆，92岁的翁凯耘先生坐着轮椅来看展览，让我们非常感动。

“气韵”难存：书画复制产业面临困境

记者：中国有相当久远的复制历史，直到今天国内也有西泠印社、荣宝斋等机构在从事专门复制，二玄社的技术和他们又有何不同？

高岛义彦：复制品的质量也有高下之分，最高境界是要将原作中的“气韵”、“神气”保留下来。西泠印社、荣宝斋、朵云轩采用的是木版水印，技术毕竟有限；而一鼎轩虽然采用了新兴的电脑喷墨技术，却很难反映出原作的气韵了。在降低成本、采用新技术与保留“气韵”的矛盾上，二玄社也仍在研究。

记者：目前，中国的复制专业机构发展状况又如何？

高岛义彦：近年来，中国有不少机构都对复制进行了尝试，但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困难主要体现在几点：第一是复制资料的来源，要想获得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国之重宝的复制权限，难比登天；第二是技术水平，中国目前的复制技术还很难把握原作的“气韵”；第三是经济实力的问题，二玄社在这个项目上亏本了20年，国内复制业很难避免质量下降和价格上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

在这之中，雅昌是佼佼者。尽管它还非常年轻，在四色印刷方面却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而且，万捷非常懂得中国文化，有足够的“精品意识”，在继承、光大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对雅昌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