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贵林：收藏一座城的历史

　　赵贵林 开办诗城博物馆也许就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了。如果让我现在放弃，我的追求将付诸东流。

　　记者：三年前，是怎样一种力量促使你私人出资筹建诗城博物馆？同时，这也让你成为2003年全国媒体关注的三峡库区焦点人物之一？

　　赵贵林：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件普通奉节人想做的事。也许每个人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时，往往是从某个细节开始。

　　当时奉节老城拆迁包括了大东门老街，那街上的老房子多是二楼一底，甚至还有三楼一底的，都是清末民初的建筑。我对这条老街有很深厚的感情，这里也留下了许多奉节人生活的痕迹。

　　老城开始拆迁时，我拿着相机在大东门老街四处拍照，每扇精美雕花的窗户、刻满岁月皱纹的门板、简练优美的建筑线条，让我感到这些都是奉节人的根啊。

　　后来听说，大东门民居本来是列入政府搬迁保护计划的，后来改为资料保存。

　　不久之后，北京的两位文物专家到奉节调研，看到就要消失的大东门民居时，他们都感慨：这些都是奉节曾经辉煌的见证！我就想，能不能由我个人集资，在新城里申请一块地，将古建筑中一些典型样式挑出来，保留这些建筑的外观风貌，建个博物馆来保存古城的一段历史。

　　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记者：由细节滋生出信念的力量，能否为你的诗城博物馆提供足够的后续动力？你考虑过博物馆的商业价值吗？

　　赵贵林：最初，我只有一个想法，很纯粹地想做成这件事。当然，并不是就可以忽视市场因素。一家私人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市场。没有市场的认同，要保存家乡历史，推广家乡悠久的历史文化，会十分困难的。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坚持，并且我的生活也需要这种信念的贯穿。

　　记者：现在诗城博物馆的收藏范围主要包括哪些？它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在哪里？
　
　　赵贵林：现在有15个展厅，面积近3000平方米。包括了三峡———人类演化的发源地之一、三峡诗歌中最精彩的华章、古城奉节大爆破、百年老家什、三峡人奇特的生活轨迹、水下的三峡风景等等。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比较完整地保存下了古城奉节的历史人文风貌。其中一个展柜，有几百本奉节老百姓的日记搁在那里，游客会感到生命在岁月中静静地流淌，这让许多游人感动，也感动着我自己。

　　记者：现在诗城博物馆产生的效益如何？

　　赵贵林：从当前看来，社会效益相当不错。

　　我做这件事情，得到了奉节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开馆后，有位奉节收藏家看到馆内三峡石不太多，就将他收藏的一车石头拉来放在馆里供游人观赏。

　　如今，在来诗城博物馆的中外游人中，有小学生也有专家学者。他们看后都称赞不已。特别是奉节当地人，父母都把孩子带来，会自豪地告诉他：瞧，这就是我们的家乡，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夔州。

　　有位新西兰作家，在博物馆呆了整整一天。临走的时候，他握住我的手说，他一定会把奉节的历史告诉世界上更多的人。这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凡是到过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这种朴素的历史所感染。

　　从2003年央视三次拍摄、《南方周末》三次报道之后，经常有全国各地电视台来拍摄新闻。前不久，我又接待了中央电视台和东南电视台的记者。

　　记者：我注意到你所谈的都是社会效益，但经济效益如何呢？这同样直接关系到一座博物馆的生存。

　　赵贵林：我们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博物馆的门票收入，但一张门票也就几块钱。前年我们亏了8万元，去年少一点，只亏了3万多。这个数字对其他博物馆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沉重。前些年我在重庆渝北买了套房子，现在只好卖了，补贴这两年的亏损。

　　记者：良好社会效益与惨淡的经济效益，如此强烈的反差是怎样形成的？是商业运作经验的缺乏？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

　　赵贵林：这中间有多种原因。从自己这方面来看，是因为市场经验少。另一方面，我总觉得博物馆应该具有公益性质，虽然它由我一手筹建，但不属于我一个人。

　　凡是学生来参观，我们都会优惠。我对一些老师说，如果有些学生家里穷，还可以免费。有时候只有一个游客，我们也会陪着他，为他讲解我们的每一个展厅。有一次，一位外国游客临走时一定要另外付100元钱。讲解员坚持不要，说买了门票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缺少与各地旅行社的互动合作。到博物馆来的游人都是慕名而来，比较零散，因而没有形成稳定的规模和固定客源。

　　记者：旅行社未把诗城博物馆纳入旅游线路，是否是因为票价不高，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旅行社顾不上这块“小蛋糕”？

　　赵贵林：这个问题我不好评价。我只能说，我和各旅行社之间需要沟通。有的人说，博物馆内容这么丰富，在三峡旅游线上票价却是最低的。我们认为，博物馆应该具有公益性质，不能随意提高门票价格，不能让这个原因成为阻碍公众了解奉节历史的门槛。

　　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我发现了一句话。日本《朝日新闻》中国总局局长五十川伦义先生对你有过这样的评价：“一个人来保存一个有历史的城市，我真感动，我觉得是现代的愚公移山。”如今，在你看来，“移山”与“修路”哪个难度更大？

　　赵贵林：当初我筹建博物馆时很书生意气，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四处化缘，在各方的支持下才终于建起了博物馆。但对一件事情的坚持往往才是关键。

　　我认为，每个人对历史的尊重和理解，都需要一个可以凭吊沉思的空间。如果说“修路”是指维持博物馆生存的话，应该说是更困难一些。但从中得到的精神安慰却是相当多的。“修路”的过程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欣慰，比如上面我们谈到的，很多晚辈因此了解到古城的历史，了解到他们的爸爸、他们的爸爸的爸爸曾经在已淹没至水下的那条青石板上，走过他们的人生。

　　在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有朋友劝我把博物馆关了，把门面租出去，可以安安心心养老。我拒绝了。今年我已经61岁，开办诗城博物馆也许就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了。如果我现在放弃，我的追求将付诸东流。

　　记者：你刚才提到建这个博物馆是你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假设它的经济状况好转之后，你还有什么下一步的打算？

　　赵贵林：我还期望可以多增加几个展厅，能更多、更全面地把奉节的全貌反映出来。现在散落在民间的有价值的东西还比较多，我希望可以更多地收集，展示给公众，这是硬件；软件方面，我打算筹办一个“夔州文化研究中心”，邀请三峡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更深入地研究三峡的文化，传播、展示三峡文化的博大精深。

　　赵贵林其人

　　重庆市奉节县诗城博物馆馆长。曾先后任教师、编剧、编辑、县旅游局党组书记等职。创办过《夔门报》、《白帝城》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各类作品近百万字。有《白帝城》、《天坑地缝》、《诗城奉节》、《大足石刻》、《三峡竹枝词》、《乱世英雄》等著述出版。

　　古城奉节整体拆迁时，一介书生赵贵林怀揣着对家乡历史的热爱，散尽家财在奉节新城筹建起诗城博物馆。弹指三年间，博物馆在获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