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克诚评冯远时代歌者

　　绘画是个人历史的另一种书写样态，它总是或隐或现地映射着作者的人生经历及其心路历程。画家冯远生于黄浦江畔，在那里度过了“右派子女”的少年时光，青年时期又落户北国，在那里留下了9年的知青岁月，七十年代末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担任副院长，九十年代以后历任文化部教科司司长、中国美术馆馆长及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这样壮阔的人生经历，给我们提供了阅读冯远先生人物画作品的时代注解，将这些注解联缀起来，便可以复原出一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图景。冯远先生自幼喜爱历史与文学，中年以后又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文明建设与国家文化管理工作中，因此，他的人物画作品就自然而然地转述着他对于民族历史、国家现状及社会现实等大主题的思考，它将个人的历史投射到国家的历史之中，书写着与中国社会同步进展的“大”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反映出一位当代中国画家的艺术良知与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意识，其作品所包孕的思想底蕴与精神感召已超出了绘画的界域。他其实是立足在当代中国现实土壤上的一位时代歌者，只是他将音符置换为笔墨。

　　如果暂不论冯远先生的抽象水墨系列，只就其人物画而言，似可以将他的作品划分为两大组群：一个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秦隶筑城图》、《屈赋辞意》、《历史》、《建国方略》、《秦嬴政称帝庆典图》及《保卫黄河》等作品，一个是2000年以后的《虚拟都市病态》、《都市百态》、《我要读书》、《圣山远眺》、《雪山祥云》及《苍生》等作品。由前一作品组群向后一组群转型中所呈现的题材变迁是非常明显的，这即是，从历史的到现实的，从神话的到人间的，从政治的到世俗的。然而，在这两个组群之间所贯穿的基本创作主旨却始终未变：冯远先生始终关注于人，始终通过深刻揭示在历史、政治、民族、国家以及世俗人间的各种场景中所体现出的人的丰富性，来追寻历史情境，阐扬时代精神。在这两个作品组群之间，也发生了从英雄到普罗的对象转移，和从仰视到平视的视角转移等，而这种转移的背后则隐含着画面人物角色的重大转换：从“形象”到“面孔”。前者是历史传说或政治风云中的人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历史发展、文明进化及社会进步等的象征;后者则是现世生活中的各色人群，他们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平凡而直接的参与者。“形象”有时是在神坛之上的，“面孔”则就在邻家的日常生活中，因而，“面孔”比之“形象”更具现实可感性，也更具表情的丰富性;另一方面，“面孔”又不同于追摹一切自然生理特征的“肖像”，因为“面孔”更逼近人群中的“类”的特征。塑造“面孔”的“类”特征的，除了自然生理因素之外，还有时代风物与时代气象，因而面孔中便被写入了时代讯息。冯远先生笔下的当代众生即是中国新时代的各色面孔，他们全都来自现实中各种寻常背景，然而他们却可以逼真地描述中国当代社会的各种情状。因此，冯远先生刻画的人物面孔，实际上已将中国人物画创作，推展到一个与时代精神会晤的表现层面。

　　而这一切，似乎并不主要是凭藉他作品的形式技巧。冯远先生一贯坚守立足生活本体的创作立场，作品所传递的思想与情感，无不是从鲜活的生活场中发出的真切回声。他以一种生活的在场、情感的在场、精神的在场的姿态，去感受现实人生的生存百态，进而挖掘他们形貌背后的精神状态，并通过捕捉、刻画与表现这种状态，来描述一个时代的文化与精神的表情。他用一种饱蘸人间冷暖的创作方式，将时代的温度保持在笔线墨色中，从而让人看到他的作品，就仿佛读到了那一段历史。

　　在纷纭繁杂的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这种立足生活的在场姿态既不张扬也不取宠，然而它紧贴大地匍匐而行的坚实性格，却值得我们格外尊敬。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人物画创作面临精神匮乏的困境时，他把一种“现场”的创作姿态，还原成一种“现实”的审美态度，并用这种态度创作出动人心魄的作品，从而重新激扬起现实主义的生命活力。

　　这并不是说，冯远先生是不注重形式语言的。事实上，他其实“很在意笔下每一幅作品的视觉形式和造型形式感”(冯远语)。并且，为此他曾通过《水墨抽象》探索墨色变化，通过《水墨戏剧》探索线、形构成及质感、空间关系，也曾通过《罗汉系列》探索线的表现可能。最后，他以坚实厚重的造型、舒展畅达的笔线、宏阔开张的构图及雄强朴厚的笔墨组合，打造出具有鲜明个性与时代风采的形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