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僧史国良艺心向西藏

　　一个画家以外的僧人,一个僧人以外的画家.人们通过画作去体会史国良内心饱含的对人性、自然、宗教和艺术契合为一的执著追求、以身相许、以命相搏.他抱着一个朝圣者的心态,在叩问心灵,在肝胆相照,在寻找西藏终极的宗教色彩,在朝拜最纯粹最恒久的人文主义.

　　一个画僧,身居闹市,人们最轻易想象出来的形象便是一袭袈裟、佛教气十足.站在我面前的史国良却完全不在我的想象之内,他穿着松垮的棉麻白衫,明亮的额头以及深迥的双眸,双手合十微笑着迎面而来,谈笑间言行爽朗洋溢,给人的感觉如同他思想中人性与自然的美好结合般那样和谐静远.”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我不禁想到老子的这句”道德经”.

　　在史国良古典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客厅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幅覆盖了三分之一墙面的藏民朝拜画作:西藏庙宇间的某个角落,虔诚的妇女在那朝拜,深深卧伏的身躯背影让人们产生无限的遐想,旁边偎依在柱子上疲倦的女人抱着孩子安静的睡着,还有一个正在休息的男人和老人们,他们衣着朴素,表情祥和,对生活没有逃避和抱怨.用心走入这幅画作,能够感受到一股浓烈、厚重、虔诚的气息扑面而来,展现在眼前的,就是史国良用真情想要表达的藏民们最真实的生活缩写:执著、包容、真诚、温暖、不矫揉造作.

　　中国,我的艺术生命之地

　　年轻的史国良有着让人羡慕的辉煌:他是中国恢复高考后毕业于中央美圆国画系第一届的研究生,是著名国画大师黄胄的得意门生,三十出头他已经是北京画院的一级画师,还兼几所大学的美术客座教授,可以说是蜚声画坛.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史国良创作的<刻经>获得蒙特卡罗艺术大奖,在那个中国人物画最不景气的极”左”时代,当人们都在接触和崇尚西方艺术的热潮时,这个奖项的获得无疑是对史国良创作的认可和鼓舞.

　　1989年,与其他艺术家一样,史国良带着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崇敬移居到加拿大,但一切并非想象般那样美好.”站在中国土地上宏观的眺望西方,这种距离使我们对西方产生了更强大的朦胧美感.当你真正的走进去,就会发现西方艺术的局部和背景也存在着很多阴影和问题,并没有那么完美和神圣.”若干年的国外生活,让史国良看到了西方艺术的瑕疵,也更清醒地重新回望和审视了中国这片黄土地,他发现自己这颗北方的种子还是属于原来的地方,他的情感和行为、思想和艺术终究还是属于中国.“当我回过头宏观地看待中国的人、文化和社会的时候,其中所以的漏洞、存在的问题和不健全的东西,我都可以原谅,不在乎了.”这就好象是一盆品种很好的花,当你给他套上金花盆放在12楼的时候,即使有充足的阳光和可人的外表,却也会因为,没有与地气连接而感觉到不舒服、不自在.回到中国史国良的感觉是自己真正地接到地气.“如果说在国外是生存第一的考验,那么在中国就是艺术生存的考验,我是艺术生命离不开这片土地”.

　　《大昭寺》,叩问心灵朝拜生命

　　从史国良的话语里,能深深的感受到一股浓重的西藏情结,从服饰、颜色、生活到藏民、宗教、自然、西藏的一切都是他最喜欢的,“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适合我去表达内心的东西,藏民的物质即使很平凡,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盏亮丽美好的明灯.他们可以从几千里外一步步地磕头一路到拉萨,如此伟大的长途跋涉,只有拥有足够多的信念和追求的人才能做到.如果我们把这种精神放在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是会取得成功的.

　　从1979年入藏写生至今,史国良以西藏文化为主题进行了大量的任务绘画创作.他数十次赴藏采风,几乎跑遍了全藏区,他曾目睹西藏的信徒从四川阿坝徒步叩拜去拉萨朝圣的壮观场面,曾钻进藏民油渍黑亮的帐篷里与他们同吃同住,曾与牧民策马扬鞭在草原上奔驰.他热爱西藏就如同自己热爱绘画和艺术一样,宁愿以身相许、以命相搏.1995年,当一个洛山矶西来寺的长老对他说“你浑身上下都该是僧人”时,史国良内心堆积的寂寞感顺势而出，没有多想就受戒出家.当他真正地成为藏传佛教中的一员时,他对人性和艺术的追求边得更加的执著和坚定.

　　拉萨是西藏的中心,大昭寺是拉萨的中心,一直以来,史国良都有一个完美的情结,那就是以大昭寺为题材,创作一组反映藏民精神施加和生命状态的作品,近日,他的这组作品已经开始着手创作.他要把藏民们朝拜的每一个细节都融入在他的这一系列作品中,将所以的画围成一个围墙,连起来展现在人们面前就是一幅最完美的朝拜.“我希望人们能够跟着我的画走,就好象我在大昭寺中跟着藏民在走、在朝拜一样.我用心把我的情感融入到作品的每个角落,只要大家足够用心地去看,就能体会到真正的藏民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