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荒诞的自我解嘲——柴小刚的艺术风格析

　　80年代初，西方现代美术是同西方现代哲学、文学一起被翻译出版的。但西方现代美术作为一种整体特征，诸如语言的纯化倾向等，并没有给新潮美术带来多少影响，倒是哲学和文学成了引发中国新潮美术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青年艺术家不再像“伤痕”美术家那样，在现实的真实中寻找到灵魂的归宿，而是被一种更为强大的“形而上”的力量困惑着。通过这些着作，他们才找到表达自己灵魂的切入点：诸如类似宗教一样的神秘体验，令人尴尬的荒诞处境等。柴小刚是新潮美术的代表画家之一，通过他的艺术，我们可以反观新潮的这种特征。

　　柴说——我活在自我心理的悖论中 “人与人之间不觉隔上了一层茶色玻璃，虽然能透过玻璃看见别人，也能处用反光看清自己，却无法再得到人间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真实。一切人情味的彼此关系都变成了相互利用，激情在冷却，生命力在垂危。”(引自柴小刚给笔者的信，下同)但事实上，他对生活的真诚，又使他不得不相信一个已被自己看透了的虚假的事实。即使在爱的经历中，当他看到各种利害关系成了情感天平上的砝码时，他仍然希冀纯情。这种矛盾心理是他“活在自我心理的悖论中”的诠释，而“松驰一下受自我怀疑的折磨和焦虑的鞭打的心境”，就不得不“致力于创造原型，让人们在这个隔膜的世界里仍然能回忆起自己曾是个真实的人”。这是他在1982年以后所以受到超现实主义如达利，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如博尔赫斯，以及尼采等人影响的原因。这些大师的作品把他那种荒诞的心境明晰化了。 　　1983年他去了中国西部，他相信在这块土地上有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存在着，确切地说，他企图在这块土地上寻找寄寓自己的那种荒诞心境的母题，或许祈求这块土地上的神秘力量——即他说的形而上的东西，能够超度他难以言喻的焦虑。于是，他找到凝固的山坡，坚实的高墙，尤其找到了光。“我崇拜光，它笼罩在神性气概的景物上，令我畅快得窒息。我时常在漆黑处向它扑去，在这喧哗与骚动的世界里，似乎只有这神圣的光使我得以无限宁静。”因此，在他1983-1984年的画作中，出现了强烈的对光与影的偏好。但这已非对正常的光的热衷，而是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光，这可以理解为心灵的希冀之光，一种试图对那个神秘力量的昭示。而莫名其妙的阴影又与这光形成了对照，仿佛每一个阴影里都隐藏着邪恶。在这神秘的光影笼罩下，画面上常见的山坡、房屋都变得异常的陌生，亦即荒诞——“蕴含在熟悉事物中的陌生感”。

　　大概由于达利和奇里柯的影响，或者对荒诞境地的体验，还多少带有对现实的静观态度，这批作品显示得有些“距离感”。自我解嘲——化荒诞为诙谐 除了巨大的时代灵魂的力量，决定一个人的风格的，那就是他的性格、气质的因素。小刚生性诙谐，爱玩。不管遇到多痛苦的事，他常常能以一种自我解嘲的态度，把痛苦化为苦笑。因此，同是对荒诞感的把握，浙江的张培力是近乎绝望的冰冷，吴山专是带有虐待和自虐性的狂暴，柴小刚则成了一种诙谐。不管这诙谐的背后的残酷与张培力、吴山专是多么的相似，不同的个性在表达他们体会到的同一种东西时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也使得柴小刚在所有关注荒诞感的画家里显得很独特，同时，标志了他自1985年以后，更加沉浸于对一种灵魂状态的关注。从1985年“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现代艺术展”到“第一驿画展”中的六幅作品，可视为一个系列。当飘动的石块、空中的飞鱼，以及奇怪的建筑物莫名其妙地组合在一个画面上时，一种严肃的对人的命运关切的宗教般的情绪，变得“幽默好玩了”。然而，内蕴的严肃与表象的幽默所产生的强烈反差，使作者昭示的境界愈加鲜明，但却剔除了沉重感，把自我折磨的悖论痛苦，变成了一种自我嘲讽和难言的尴尬。

　　炽热的表现主义情绪——来源于生命激情 无论柴小刚的作品体现出多么明显示的荒诞情调，但我宁愿把他归到非理性的一类，因为他把荒诞诙谐化以后，荒诞的冷酷被诗意化了。这种诗意对荒诞就有了某种超越的意味，荒诞不再像在张培力那里，是以极大的勇气承认面临一个绝望境地，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来自柴小刚作品中的那种炽热的表现主义因素，而表现主义因素又来自他对生命的新生活的渴望，以及对荒诞处境的不甘心。因此，造成柴小刚这种艺术风格的内在原因实际是：被炽热的生命激情和荒诞的生存处境在内心的互相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体现在一张作品里，有时出现在一个系列作品里。如《未竟之渡》，尽管用尼姑的形象包含了一种荒诞成分，但被轻松的但被轻松的笔触和纯净的色调所淹没，而呈现一种梦幻般的纯情境界，显然，对爱的理想境界的渴望在这幅作品中占据了上风。《扶梯上的神秘主义》可以说是《未竟之渡》的姊妹篇。不祥的动物和画具造型，强烈的黑白反差和红与黑的色块斗争，大量暗色的运用，以及粗砺、迟滞的用笔，形成了与《未竟之渡》相反的境界，一个充满被命运摆布的险恶气氛。 　　

　　正因为柴小刚执着于自己的生命激情，他在近来的画作中愈加走向表现风格，“我越来越想让自己属于非理性的那一种画家，尽管我曾经是‘理性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将我的那点‘理性’非理性化，而不是哲学化。”“我就是要玩出我的那种冲动状态，而且我相信，这是有用的玩法，因为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前时的严肃态度。”的确，严肃与否，并不是以是否“理性”为准则，而是取决于是否忠诚于自己的生命状态。因为，当他们几乎同时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困扰着的时候，无论是理性的思考，还是感情上的骚动，都来自他们生命所感受到的威胁。从这种意义上，所有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就只是一种表层的东西，其内在原因都是基于一种生命的激情。而且这种生命激情已不是偶然的个体情感了。

（文章来源：原载于《江苏画刊》1989年2月号；《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