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悲鸿恩师

悲鸿先生爱才，而且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我投考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时候，根本没进过初中和高中，因此也没有中学毕业的文凭，绝处求生，只好自己假造了一张，那是按我姐姐的文凭画了一遍，拍成一照，总算报上了名。但是解放前考大学都要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什么物理、化学、数学都要考。对这些，我可是一窃不通。再加上我在艺专旁听了半年，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在“艺专”的“训导处”早已挂了号，所以考上的希望真是渺茫得很。幸亏我一贯福星高照，在旁听时，和另一位旁听生王育中成了莫逆之交，他可是一位精于考试之道的“高手”。在他精心策划下，我们一起拜访了雕塑系主任王临乙先生，据他说王先生最敢于说话，不怕国民党的。我们向王先生表达了热爱雕塑艺术的强烈愿望。解放前在一般中学生中几乎没人知道雕塑是怎么回事，所以也几乎没人报考雕塑系。通常是靠油画系、国画系刷下几个学生分到雕塑系来学习。因此，王临乙先生对我们这种愿为雕塑事业献身的高度自觉，大为赞赏。考试到了最后一天，要进行最后一项“口试”，其实是最关键的一关。悲鸿先生会同吴作人先生、王临乙先生、秘书长叶正昌和国民党训导处长李德三，五人一排坐着，考生一个个地被叫上去，接受面试。轮到我时，训导处长首先给我来一个“下马威”说：“这学生不行，交的都是白卷！”，由于他的偏见，他说得过了一点，如果他说我交了数、理、化的白卷，那就完全合乎事实，无可挑剔了。这时王临乙先生就发了话：“这学生素描画的不错”。悲鸿先生就说：“那调他的素描来看看”。一看之下，悲鸿先生说：“素描画得蛮不错嘛！”王先生又说：“他英语也不错。”大家一看我的考卷，悲鸿先生颇为惊讶，对我一篇相当长的英语作文问道：“这作文是你自己写的吗？”我说是的，王先生又补充说，他父亲是北大的英语教授。悲鸿先生说：“哦，那是家学渊源”。王先生又推荐我的中文底子好，大家看了卷子，都没了话说。他们不了解，我虽然没有上初中、高中，但我从9岁起就读四书五经，12岁时四书加诗经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了。古典文学是我的拿手好戏。当时悲鸿先生就示意录取。训导处长急了，说：“他数、理、化都是白卷！”悲鸿先生凑过身去，微笑说：“那些我也不会”。结果公布考试结果时，我竟名列前茅，是这届录取新生的第二名。

　　那时，悲鸿先生经常巡视各班教室。进我们班之后，很注意我画的一张速写性肖像，那时我由于心仪法国印象派的马奈，用了马奈一些铜版画的手法。见到悲鸿先生似乎很重视，心里暗自得意。不料悲鸿先生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法语：“补的东！”我当然不懂，悲鸿先生又说：“不要学表面的‘小趣味’，那是没有用的。”这句话像一声棒喝，让我脸红耳赤好半天，但正是这句话，对我的艺术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此，当我被一些小手法，一些表面“玩帅”的小趣味所吸引的时候，马上会提醒自己，不要“补的东”。学习任何方法都力求深入本质，弄清到底好在什么地方，记得悲鸿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19岁。今年我已67岁了，几乎过了半个世纪，但的确直到今天还是“言犹在耳”。可以告慰悲鸿师的，就是综观我自己半个世纪的实践，的确可以说没有走上小里小气，搞些小趣味的道路。现在我也经常用这句话来告诫我的学生，但似乎起不了悲鸿师给我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作用。可见悲鸿师那种人格感召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

　　平常，悲鸿先生对我们很少作长篇大论的讲话，他总是随时随地、因势利导说一两句。但这一两句却影响学生一辈子。因为这一两句都是他的切身体会，都是他自己呕心沥血的结晶。我因为和骆新民同学在一个班上学习，新民同学是悲鸿先生好友的孩子，从槟榔屿回国，跟悲鸿先生学画。悲鸿先生常让我们和他多加切磋。而骆新民就住在他家，因此就经常去悲鸿先生家中。主要是有机会看到一些悲鸿先生的藏画。那些画册都由法国带回，盖着“悲鸿生命”的印章。看画册有个规矩，每次事先必须洗手，只能一页页地翻着看，决不允许用手指粘卷画页。这样一看就是半天，隔壁就是悲鸿先生的画室，有时碰见他高兴，还可以到画室去请教几句。有次我就带去几张我临写的书法，悲鸿先生看了说：“我告诉你最最好的写字方法，你不要从头到尾一遍遍地临写，那就是抄书了，你要在一本碑里挑出一些最美的、最有特色的字，然后一个字写几十遍、几百遍，直到完全临像为止，这样就很快掌握了，最省时间、最有效果了。”我后来就经常采用这办法，果然是事半功倍。以前按一般书法家教的老办法，往往临写一种法贴，就要用一两年的时间，悲鸿先生这方法就大大缩短了临习的时间，而且可以掌握很多碑贴的特点和长处。

　　解放初期，我和李天祥同志一起考上了留苏预备班，悲鸿先生十分高兴，请我们到家里作客。他语重心长地说：“其实最好不一定在美术学校里学，那里往往学不到真本领，最好学习一段时间后，找到一位真有本事而名气不一定很大的老师，踏踏实实跟他学，他会好好教你，往往会比学校里学得深入。这样的老师欧洲是有的。”这时，我们已经知道悲鸿师就是在法国找到了“达酿”先生，才学到了其实是代表19世纪最高水平的素描技巧。悲鸿先生就是这样把他自己的宝贵经验毫不保留地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像他一样学到欧洲艺术的精华。当然，他没有想到苏联的制度是异常刻板的，不可能由我们自由地到社会上寻找老师。但是就是这点提示，却使我们在校内找到了几位出色的老师，我们对他的尊重和我们的诚恳的术学精神感动了他们。直到现在，我们和这些老师还保持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我们学到的，自然也就多于一般的苏联同学了。

　　我们到了苏联一年多，的确有了不少收获，多想回国后向他汇报啊，但就在我们二年级的春天，在报纸上见到了噩耗，我们深深地哀悼悲鸿师的去世。我们没想到他对我们的上述指导，竟成了我们的最后诀别。悲鸿恩师，我们已经在您开拓的事业上迈进着，我们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