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点”之美

谈造型艺术的形式美，概括起来，总离不开构图、色彩、线条。无论绘画与雕塑的造型，线条固然是重要的构成因素，但还不完全，更确切地分析起来，应该包括“点”、“线”、“面”。
　　
　　“点”，看来应该是造型艺术形式结构中最基本的，或是最小的构成单位。当然，如果把点孤立起来，硬要从其中找出美的法则，势必会玄而又玄，把艺术引向抽象。“形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便“一点”之美，也必须附丽于具体的形象；但另一方面，“一点”之美，是否没有一点相对的独立性呢？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在前人的艺术实践经验中找到有益的启发，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美感经验中理出一些头绪来。
　　
　　书法，是我国特有的艺术，它是否属于造型艺术，也许还有争论，但它从实用到艺术，已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晋人提出“永字八法”，是从文字结构上做了美学的概括，并做了分解研究。论用笔：一点一划，皆有三转；一波一拂，又有三折，这说明一“点”，也已不是简单的一点，要达到美学效果，必须懂得三转的艺术。懂还不够，要做到必须经过艺术实践，经过艰苦劳动，甚至弄得“池水尽黑”，也许还成不了书法艺术家。
　　
　　历来中国文人讲画多主张“书画同源”，在绘画的笔墨上也往往与书法有同样的要求。近代画家黄宾虹先生认为用笔宜重，讲究“点”必如高山坠石，点不仅要讲笔法，还要求量感。明代画家石涛，对点尤有发挥，有更多妙论：“点有雨雪风晴，四时得宜；点有反正阴阳衬贴；点有夹水夹墨，一气混杂；点有含苞藻丝，缨络连牵；点有空空洞洞，干燥没味；点有有墨无墨，飞白如烟；点有似焦似漆，邋遢透明；点更有两点，未肯向人道破；有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有千岩万壑，明净无一点，噫，法无定相，气概成章耳。”
　　
　　谈古太远，谈艺术也太专，且所知也极有限，不妨再谈点生活经验吧。
　　
　　眼下快到旧历年了，记得儿时在家乡过旧历年，一过腊八，家家便都忙着发面蒸馒头，给祖先上供和留着新春吃。大人怕孩子们闹，总给孩子们找些事作。当时我最满意的差使，是母亲给调一个胭脂棉花碟，用根筷子，沾着胭脂，向新出笼的馒头上，一个个打红点。雪白的馒头上，鲜红的圆点，煞是好看，引得老少欢喜，无形中增添了不少新年的气氛。从实用观点来看，红点子并不能吃，也不能给馒头增加一丝香甜，它只是一种点缀，满足人们一点美感上的要求。不这样就似乎秃秃荒荒，缺少些什么，不像过年的样子。我自己当时的工作，虽然极简单，算不了“创作”，回想起来，也有很大的快感，或者说类似“创作”的美感的经验。这虽是真正的小事，但也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构成因素。它本身并无什么直接的功利目的，也不含什么重大的意义，只是为了美。但是，就美的内容来分析，一个红色的点，也不完全是抽象的，它与社会习俗、人民传统的审美观念相联系。比方说，人们就不会在馒头上打个蓝点或黑点，虽然蓝点或黑点，在别的场合，也许是美的。它在形式美方面，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必须符合美的规律与要求。例如，红点必须一律打在馒头的正中，不能乱打，点子也不能有大有小。
　　
　　这胭脂“点”，推而广之，也出现在农村女孩的眉心上，有的变化为鸡心点的，有的变化为梅花点的。唐代妇女，发展为花钿，更加华丽多彩了，如今最摩登的巴黎妇女，还没有想出用这种方式来打扮自己呢。总之，这个红点，在不同场合，反映人们不同的思想感情、趣味、爱好。但另一方面，它的大小、宽窄、长圆，在一定场合，在一定比例之下，受客观的美的规律所制约。
　　
　　清朝官员的帽顶，以点为收束，因官的品级不同，分黄、红、蓝等各色。到了民国，平民戴的瓜皮帽，也以红点为结。今天看起来，不觉得它美，甚至感到有些滑稽，然而，这“一点”那时却起着美化当时生活的作用。如果帽子没有顶子或结—只缺“一点”，就难于走出房门。这些在今天的生活中都不见了。但“点”出现在别的方面，比方在我们的蓝色制服上，五个黑点的纽扣，是五个点。试想，这五个点，如果不是等距离，不是一般大，有的大如酒杯，有的小如豆粒，其效果将是如何？
　　
　　这“点”，也在更大的环境中起了美化生活的作用。比方天坛的祈年殿与景山的亭子，都是以宝顶作结。这是点的放大，并与建筑其它部分相联系，统一而和谐，成为清代建筑完美的典范。不能设想如果把北京所有大大小小清代建筑物上的宝顶都取下来，将会给人们的视觉造成一个什么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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