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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船借箭
作者:叶永青 2007-08-06 11:41:06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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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船借箭 ”出自三国时期的传说,原本的意思是指利用对方的错误判断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人人皆知的有关诸葛亮孔明的故事。在这里,我是想用它来形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之中的文化境遇。各种来自不同的异质文化的观念和方法,不同的思想,生活方式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行充分的相互表达和展示,激发了艺术家与观众各种不同的对话方式,达到相互了解和沟通,进而理解各自的文化差异,对自我文化认同与历史有更深刻的体会,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家或普遍大众来说,都视文化认同为一个开放的过程,他们在接受其它文化影响过程中,同时发展了自己对文化传统的认知,并且将其回归到当代生活的脉络与个人的切身经验中。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去了解不同的文化、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去发展和接受外来的影响,还是回过头来深刻领悟自身的文化传统,都还只是一个过程,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企图将这样的文化思考和创作的实验带入当代现实生活里,使它们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环绕在艺术中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自我认同以及美学问题事实上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这样的形式本身有其开放性、这些本土与国际间进行的艺术进驻计划和工作展示及艺术节庆活动,背后的故事并不只属于艺术家和观众,而是属于相信艺术,具有传递文化与解读文化能力的每个人。
中国当代艺术一直是针对现实的,同时又以西方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体系,但在以前的一个世纪中,这种参照只是文本的或间接的。90年代后,中国艺术家开始有机会直接的与西方对话,在不断的了解和研究西方当代艺术的系统和运作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使我感到困惑:在欧洲和北美之外,在那些流行于博物馆、双年展和画廊的国际游戏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艺术动作的方式?在那些宛若我们的处境的国度和地区,在那些没有博物馆、基金会、画廊、收藏家和当代艺术的机构的地方,当代艺术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系统,艺术在这样的环境里意味着什么?艺术在这些地区和条件中是以何种方式发生、生存和发展的?艺术又如何来做出自我的界定?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在中国,在亚洲和非洲还有加勒比海岸的地区,当代艺术并没有因为系统的匮乏而中止,而是更加生动和生机勃勃地在各自不同的地点和文化环境中得到创造性的展开,表现出来的思想方式以至不同的艺术状态值得借鉴。作为一个空行在不同文化间的艺术家,96年后我的兴趣和关注点都转移到这些方面来了,幸运的是这时我遇到了伦敦三角艺术信托的负责人罗伯特先生,开始了我们的合作。三角艺术基金会是82年在纽约创办的。罗伯特和安东尼•卡罗致力于在欧美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当代艺术家们合作,多年来,他们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机构一起,创造性建立起一种工作模式:WORKSHOP。我是97年开始参加在亚洲、非洲和南美及欧洲不同地方的艺术家进驻和WORKSHOPS的活动,也参加了印度,斯里兰卡和伦敦举办的艺术组织者年会。1998年我在中国的南方城市昆明创办了第一个艺术家自营的空间“上河会馆”,开始接纳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到那里工作,后来在2000年又创办了更大规模的艺术社区—创库,其中的许多合作项目都是与三角艺术基金会合作的成果,包括无数次的艺术家进驻计划和丽江国际工作展示节。
1999年我已经在中国南方城市昆明成功地建立了上河会馆,这个当时艺术空间包括一个小型的画廊,3间艺术家的居住房间,一间工作室和一个酒吧,昆明是我的故乡,1998年我回到这里时发现了这座荒芜的楼房和园林,开始它只是我个人的工作室,后来将其改变为公共场所,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不但是艺术家之间而且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公众之间相互溶合的平台,也有一个我自己的昆明的会客厅的意思,我预期昆明将很快超越一个边缰和本土的城市而且会日益国际化和移民化,这个想法得到了许多艺术家的支持。
1999年我开始在思考和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即非赢利的艺术空间的可能性?在常识中,非赢利的艺术机构和活动,都是与政府政策、基金、赞助制度和社会性公益和福利事业相连系的,个人和民间的力量面对这样的可能性是困难重重,没有先例的。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当代艺术是通过商业的方面的和渠道被海外所“领养”,二是通过一些赞助商,主要是地产商在炒作自身的产品的过程中,容纳一部分艺术作品的活动。另外就是艺术家的自营空间和少数的艺术爱好者的替代空间,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当代艺术活动场地的不稳定、临时性和不可持续性。其中的不变问题是成本问题,谁来负担这些艺术空间和活动的支出成本?谁又有可能将这些成本做到零?机会还是来了,昆明的艺术家发现了市中心有一个工厂、工厂停产、工人下岗已经闲置了四年,于是我们租下并改造了这个地方。在此之前,上海的苏州河边已经有许多艺术家将那儿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室和艺术区。我也造访过纽约、汉堡和伦敦的许多旧社区改造的艺术区,然而昆明的情况是如此不同,云南昆明一直是个边塞、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这里的艺术家鲜有机会被外界所识。创库之前,几乎所有昆明的艺术家只有在自己的家中工作,他们没有自己的工作室,当策展人和画商到来时,他们只好在床上展示自己的作品,因为那是家里最宽敞的地方。所以艺术家在这样的城市和社会中日渐缘化,成为弱势群体,某种意义上,艺术家们与工厂的那些下岗工人一样,都是社会的弃儿!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和工人都是过去时代的产物,面临着被社会淘汰的命运。但是以新的城市发展观和创意产业的角度,旧式的工厂和艺术家的合结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创意产业资源,所以创办创库首先是一个双重的希望工程,一方面拯救了面临倒闭的工厂和工人们,使其转换方式,重新运营、就业,另一方面为艺术家提供了被社会认同的机会,在新的创意产业的平台中,艺术家作为其中最具个性的一员重新获得自信和社会的尊重。
中国当代艺术一直是针对现实的,同时又以西方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体系,但在以前的一个世纪中,这种参照只是文本的或间接的。90年代后,中国艺术家开始有机会直接的与西方对话,在不断的了解和研究西方当代艺术的系统和运作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使我感到困惑:在欧洲和北美之外,在那些流行于博物馆、双年展和画廊的国际游戏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艺术动作的方式?在那些宛若我们的处境的国度和地区,在那些没有博物馆、基金会、画廊、收藏家和当代艺术的机构的地方,当代艺术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系统,艺术在这样的环境里意味着什么?艺术在这些地区和条件中是以何种方式发生、生存和发展的?艺术又如何来做出自我的界定?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在中国,在亚洲和非洲还有加勒比海岸的地区,当代艺术并没有因为系统的匮乏而中止,而是更加生动和生机勃勃地在各自不同的地点和文化环境中得到创造性的展开,表现出来的思想方式以至不同的艺术状态值得借鉴。作为一个空行在不同文化间的艺术家,96年后我的兴趣和关注点都转移到这些方面来了,幸运的是这时我遇到了伦敦三角艺术信托的负责人罗伯特先生,开始了我们的合作。三角艺术基金会是82年在纽约创办的。罗伯特和安东尼•卡罗致力于在欧美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当代艺术家们合作,多年来,他们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机构一起,创造性建立起一种工作模式:WORKSHOP。我是97年开始参加在亚洲、非洲和南美及欧洲不同地方的艺术家进驻和WORKSHOPS的活动,也参加了印度,斯里兰卡和伦敦举办的艺术组织者年会。1998年我在中国的南方城市昆明创办了第一个艺术家自营的空间“上河会馆”,开始接纳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到那里工作,后来在2000年又创办了更大规模的艺术社区—创库,其中的许多合作项目都是与三角艺术基金会合作的成果,包括无数次的艺术家进驻计划和丽江国际工作展示节。
1999年我已经在中国南方城市昆明成功地建立了上河会馆,这个当时艺术空间包括一个小型的画廊,3间艺术家的居住房间,一间工作室和一个酒吧,昆明是我的故乡,1998年我回到这里时发现了这座荒芜的楼房和园林,开始它只是我个人的工作室,后来将其改变为公共场所,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不但是艺术家之间而且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公众之间相互溶合的平台,也有一个我自己的昆明的会客厅的意思,我预期昆明将很快超越一个边缰和本土的城市而且会日益国际化和移民化,这个想法得到了许多艺术家的支持。
1999年我开始在思考和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即非赢利的艺术空间的可能性?在常识中,非赢利的艺术机构和活动,都是与政府政策、基金、赞助制度和社会性公益和福利事业相连系的,个人和民间的力量面对这样的可能性是困难重重,没有先例的。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当代艺术是通过商业的方面的和渠道被海外所“领养”,二是通过一些赞助商,主要是地产商在炒作自身的产品的过程中,容纳一部分艺术作品的活动。另外就是艺术家的自营空间和少数的艺术爱好者的替代空间,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当代艺术活动场地的不稳定、临时性和不可持续性。其中的不变问题是成本问题,谁来负担这些艺术空间和活动的支出成本?谁又有可能将这些成本做到零?机会还是来了,昆明的艺术家发现了市中心有一个工厂、工厂停产、工人下岗已经闲置了四年,于是我们租下并改造了这个地方。在此之前,上海的苏州河边已经有许多艺术家将那儿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室和艺术区。我也造访过纽约、汉堡和伦敦的许多旧社区改造的艺术区,然而昆明的情况是如此不同,云南昆明一直是个边塞、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这里的艺术家鲜有机会被外界所识。创库之前,几乎所有昆明的艺术家只有在自己的家中工作,他们没有自己的工作室,当策展人和画商到来时,他们只好在床上展示自己的作品,因为那是家里最宽敞的地方。所以艺术家在这样的城市和社会中日渐缘化,成为弱势群体,某种意义上,艺术家们与工厂的那些下岗工人一样,都是社会的弃儿!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和工人都是过去时代的产物,面临着被社会淘汰的命运。但是以新的城市发展观和创意产业的角度,旧式的工厂和艺术家的合结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创意产业资源,所以创办创库首先是一个双重的希望工程,一方面拯救了面临倒闭的工厂和工人们,使其转换方式,重新运营、就业,另一方面为艺术家提供了被社会认同的机会,在新的创意产业的平台中,艺术家作为其中最具个性的一员重新获得自信和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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