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石之语——广东博物馆先秦玉器精品展

　　在世界上，惟有中国有着八千年未曾中断的用玉历史。无数精巧绝伦的玉器杰作贯穿于数千年的历史与现实中。这使得龙的传人、炎黄的子孙拥有了一种极为独特的文化—玉文化。

　　中国早期的玉器尤以古朴的色泽、独特的造型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色彩斑斓的文化。透过它们，我们能深刻地体察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趣尚和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广东省博物馆经过近一年时间筹备，汇集了国内22家文博单位共270件（套）重要的先秦玉器藏品，于2006年1月15日拉开《贞石之语—先秦玉器精品展》的帷幕，展期为3个月。本次展览，出土玉器数量之多、品位之高、文化类型之丰富、参展单位之众，在国内古玉器展览中尚属首次。观众将有幸亲眼目历众多先秦时期的玉器瑰宝。它们包括红山文化、凌家滩遗址、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山西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商代的殷墟妇好墓、江西新干大墓、四川三星堆祭祀坑、成都金沙遗址（跨越至西周早期），两周时期的陕西、河南、山西、湖北、安徽的重要墓葬与祭祀遗址以及广东先秦遗存中出土的玉器精品。

　　1．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北部及渤海沿岸，玉器盛行于距今约5500-5000年间 。红山文化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其中的玉器以圆润的曲线和柔和的光泽反映出当时特具的审美情趣。被美誉为“中华第一玉龙”的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龙（图1）是本次展览的耀眼之星，其身体卷曲成“C”字形，体表圆滑光润，以古朴雄浑的造型塑造出中国早期龙的原始形象，让人惊叹，令人敬畏。出土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玉猪龙（图2） 同样具有卷曲、圆实的身体。实物证明人们，东北的西辽河—大凌河流域也曾是龙的故乡和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

　　2．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

　　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500-5300年，相当丰富的玉器出土于其中，并以独特的造型在中国的玉器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图3）和玉人（图4），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玉鹰双翼展翅呈猪首形，胸腹琢刻抽象的太阳图案，似欲带着人类祭献的牺牲飞向太阳；玉人神情庄重肃穆，手臂上举于胸前，似乎正在虔诚地举行宗教仪式。这些玉器以简单的造型和为数不多的阴刻线纹若隐若现地呈现出5000多年前凌家滩社会礼仪生活的一面。

　　凌家滩遗址中的装饰玉器几乎件件精美。造型最为丰富的是玉璜，本次展出的有带齿半环面形、桥形、双虎头形和龙凤头形。其中龙凤玉璜（图5），两端各饰不同形象的动物，被认为孕育着原始的龙凤思想。该璜的中间被均齐切断，又在底面利用孔槽相连，有学者认为这件玉璜是两个氏族部落进行“联姻”的信物。除了玉璜，还有水晶耳、玉、玉管、小系璧、玉喇叭形器等，每一件都有巧思精作之处。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精致规整，与红山文化玉器的粗犷大气大不相同，说明当时南北地域的人们已具有不同的审美偏好。更甚者的是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其在风格和造型上都与红山文化玉器显有“泾渭分明”的表现。

　　3．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文化崛起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在距今约5200-4000年间创造出惊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其中的玉器以精湛的工艺和精美的纹饰与造型，留给世人无数难解之谜。

　　玉琮是良渚文化中最具文化内涵、也最引人遐思的一类玉器。早期的玉琮被认为与镯形玉器有渊源关系。展览中余杭瑶山9号墓出土的镯型玉琮（图6）就是由筒形镯和四面凸起的精美“兽面”结合而成。玉琮在发展过程中，外壁方折的外观被不断强化。这些玉琮内圆外方，中部贯穿，器表雕琢或简或繁的神人、兽面或二者的复合像，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良渚人用于通天的法器。

　　玉钺是原始社会军权和武力的象征。良渚文化中的玉钺薄而匀称，部分还具有精巧的上下端饰，这种以完备的兵器组合造型和被认为可以通灵的玉材的结合折射出深刻的含义：玉钺在良渚社会中是透露着神之旨意的兵杖。

　　玉璧多被认为是古人祭天的礼器。而良渚文化中的玉璧多数缺少纹饰且制作不精，更似殓玉。

　　展出的良渚文化玉器中还包括相当多的装饰类玉器，如三叉形器（图7）、锥形器、冠状饰（图8）和半圆形饰、由各式玉璜和玉串饰组成的项链、玉带钩、玉鸟等，其表面多雕琢有精美无比的神人或兽面纹。它们在良渚文化中不仅仅是装饰之物，更是首领和显贵们与神沟通的道具。佩戴着这些玉饰的人已俨然成为神的代言之人。

　　本次展览不仅展出了良渚文化中心地区余杭反山、瑶山出土的近30件（套）高规格玉器，同时还展出了良渚文化一处极为重要的贵族墓地—江苏无锡丘承墩高台墓地出土的10件玉器，主要有玉璧、琮（图9）、镯、冠状饰和锥形器。这些玉器在造型和纹饰上相对简单，但却见证了良渚文化由南向比的扩展。其中，一件锥形器（图10），造型奇特，端部阴刻4只眼睛纹样，从四面看皆似人面，为首次发现。

　　总的看来，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多，造型丰富，但讲求对称，合乎规矩。每一种玉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原始宗教有关，因此带有神秘的意蕴。

　　4．石家河文化玉器

　　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000年左右，以出土小型精致的玉件而倍受关注。玉人头（图11）、玉鹰（图12）、玉虎头和玉蝉（图13）属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精华部分。这些玉器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却很精细。它们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但在造型上富于变化。这些玉制的人头形像可能代表着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师的形象。石家河文化的动物形玉器多为写实造型：展翅飞翔的玉鹰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玉虎头方头卷耳，生气勃勃；玉蝉写实的形象，开创了商周时期玉蝉造型的先河。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代表了江汉平原史前玉雕的最高水平。

　　5．山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

　　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和临汾下靳墓地出土的玉器，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玉器所在的年代距今4500至4300年左右，它们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玉器面貌，与同时期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地区的玉器相比，别有一番粗犷朴实之美。

　　这些玉器基本为几何造型，变化不离方圆，表面光素，风格质朴。璧（图14）、环是其中的主角，而方璧、牙璧（图15）以及由双璜、六璜组成的复合玉璧等则为简单的圆环造型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件出土于清凉寺墓地的玉琮，单节、方正，玉质温润细腻，是整个墓葬群中出土的最精美的玉器之一。另有一件凸缘六边形器（图16），造型罕见，为内凹六边形环板与圆筒的结合，造型方式与琮以方筒和圆筒结合以及凸缘璧以璧和圆筒结合的手法相近。

　　从山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河下游、长江下游以及江淮地区的用玉传统与观念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地处中原的山西汇聚，而这种玉文化的传播随着时间的迁移继续向西挺进，以致时代更晚的甘肃齐家文化的玉器与山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在造型和风格上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

　　6．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

　　商代是中国玉器史上的发展高峰期。商代后期（公元前1400-前1100年），玉器吸纳了青铜艺术在造形和纹饰上的特点，得到长足发展。这一时期的玉器，以殷墟遗址妇好墓中出土的755件玉器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玉雕水平。

　　妇好墓中的玉琮继承了史前同类玉器的造型，但通过纹饰的重复与均齐更表现出韵律之美和独具匠心；玉蟠龙（图17）是商代玉龙中的艺术佳作，以圆瞪的双眼、张大的嘴巴和露出的利齿塑造出狞厉的形象，但又以敦厚圆实的身体和向上弯卷的尾巴透露出原始、天真的气息。其身体卷曲，尾巴内卷的造型与红山文化的玉龙一脉相承，但在头顶多出的蘑菇形角，则反映出商人对雄性动物硕大而强壮的角的崇拜。玉凤（图18）头顶花冠，美目流盼，身形极为优美，与石家河文化中出土的卷尾玉凤异曲同工，甚至被认为是石家河文化的遗珍。

　　商族最早居于黄河下游，属于崇鸟的东夷部族，相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在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尤多玉鸟。不少玉鸟造型奇特，身披“华丽的纹饰外衣”，似乎具有神力。

　　展览中还展出了妇好墓出土的腰佩宽柄器玉人（图19）和一件石豆。玉人衣饰华美，为今人了解商代贵族的衣冠、发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石豆外壁雕琢有精美的饕餮纹，既可使用又可观赏，趣意盎然。

　　商代玉器从造型和纹饰上传达了商人的审美趣尚，其玉文化的观念又以强势的姿态向四周辐射，对同时期黄河以南的诸多地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促进了这些地区玉文化的迅速发展。

　　7．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玉器

　　新干商代大墓位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距今3600-3000年左右，因出土了475件商代青铜器名扬海内外。该墓出土的75件（串）玉器，同样耀眼夺目。它们品类多样，文化内涵丰富，大部分具有明显的殷商风格，另一些则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显示出当地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本次展出的数件新干大墓出土的玉礼器均能在中原地区的商代遗址中见到类似身影。其中，弦纹玉璧（图20）的璧面具有规整、流畅的同心圆刻线，与妇好墓出土的同类玉璧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蝉纹柄形玉器，主体被分为三段，每段四角各饰首尾相对的蝉纹一对，类似的柄形器在妇好墓中出土有8件。

　　活环屈蹲羽人玉佩饰（图21）以神秘诡异的形象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玉羽人侧身蹲坐，头顶鸟冠，嘴呈勾喙状，身后附有羽翼，与妇好墓中玉人的写实风格迥异，其头后部串连的三个掏雕活环是迄今可见到的最早的掏雕活环工艺。

　　除了新干大墓，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祭祀坑、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也被深深地打印上中原夏商玉文化的烙痕，它们的被发现揭示出夏商时期中国广袤地域间的玉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8．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器

　　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在1986年相继被发现，所出土的神秘怪诞的青铜面具和精美的玉器让世界震惊不已。本次展出了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璋、戈、凿、瑗和串饰，其中以礼仪器占多数，又以牙璋（图22）最具特色。

　　牙璋的用途和源起至今仍众说陈杂。现有的资料显示，牙璋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东地区，之后盛行于黄河中上游地区，但在商晚期，牙璋在上述地区几近消失，却出现在黄河流域以南的四川、福建、香港乃至越南北部地区，它们是中国早期氏族部落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重要物证。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牙璋，端部和侧饰的变化丰富多样，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形制大而规整，一副作品成熟时期的气派，说明当时的治玉工匠对牙璋的加工完全驾轻就熟。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器的另一大特色是玉质工具（图23）在玉器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认为古蜀王国在中原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用玉文化。

　　9．金沙遗址出土玉器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成都平原上的又一古蜀文化中心，二者的文化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由于受到埋藏环境的影响，表面多具有绚丽、斑斓的色彩，给人美仑美奂的感觉。其在种类和风格上仍然保持较多三星堆古蜀国玉器的特点，却未出现明显的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玉器的风貌。本次展出的3件玉璧外形各异，一件接近商式的有领玉璧，一件仅在近孔缘处略有一圈突起（图24），还有一件为牙璧（图25），璧外周凸起4组短小齿牙，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流行的牙璧所带有的弯牙明显不同，却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部分玉器上的扉牙相似。展出的玉琮（图26）既具有三代玉琮简洁朴实的风格，同时又兼具良渚文化晚期玉琮体高、多节的特点，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琮更为精致、更具良渚玉器遗风。玉凿亦是金沙遗址出土玉器中的主角，其外形虽似工具，但却具有精细的制作和规范的形制，说明该类玉器在金沙礼制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玉椭圆形器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其功用不明。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为今人探索商代中原文化和古蜀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证据。

　　10．陕西、河南西周时期玉器

　　西周时期，周王朝以“宗法礼仪”来稳固江山社稷。这一时期的玉器也相随并进地发展出一系列配合周代礼仪的礼玉和佩玉。本次展出的西周玉器主要出土于陕西宝鸡地区和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它们涵盖了相当丰富的玉器类型，能基本展现出西周时期玉器的面貌。

　　由于武王灭商之时，俘获商玉无数，并将这些玉器分赐给王公诸侯，所以西周时期仍有不少商代玉器，早中期玉器在风格上也未完全摆脱商玉的风格。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小臣”玉戈，在其直内部位（后柄部，作者注）清晰可见“小臣 ”三字铭文。该玉戈和其上铭文字体的风格均与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刻字玉戈相似，被认为是商代的遗物。展出的高冠鹦鹉、龙形也与商代晚期的同类玉器相似。

　　西周时期，事无巨细无不讲求合乎规范礼仪。这一时期的玉器也成为礼制的物化形式。玉器从形制、大小到玉材、色泽无不暗示着所用之人的身份和地位。被贯以纷繁规则的大型玉组佩一跃成为这个时代的风景。它们多以玉璜为主体骨架，以珠管相串联，给人绮丽的视觉效果，但其华美的背后，却暗示着佩戴者所具有的身份、地位和应表现出的举止行为。玉组佩的长度越长、结构越复杂，说明佩戴者的身份、地位越高。本次展出的2套大型玉组佩，一套为出土于陕西宝鸡扶风县强家一号墓的四璜玉组佩（图27），共以396件的白色玉件和玛瑙管珠相间连缀，通长约80厘米，十分华贵；另一套为出土于三门峡虢国夫人梁姬墓的五璜联珠玉组佩，该王妃身份的尊贵不言自明。

　　伴随着周代的“制礼作乐”，西周中期以后的玉器在造型和纹饰上较前代更加典雅。玉工创造出“一面斜坡”刻纹，使玉器表面更具立体和图案美感。凤鸟纹是这一时期玉器流行而颇具妙趣的装饰。展出的2件玉柄形器（图28）上的凤鸟形象俊俏美丽，线纹刚柔并济，呈现出明净、庄重的美感。

　　本次还展出了较多西周时期的动物形玉器，如玉虎、牛、鹿、猪、狗、兔、龟、蝉等，它们相对商代的动物形玉器更为写实。玉鹿是其中最为活泼、多姿多态的一种。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一件圆雕玉鹿（图29），头上无角，两耳耸起，小尾上翘，将一只幼鹿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雄性玉鹿，则身形壮硕，四肢矫健，给人以力量之感。

　　西周时期，中国逐渐成为礼仪之邦，其所塑造的周人理想的君子形象和以玉石表达的等级观念成为春秋时期儒家赋予玉石道德含义的重要思想源泉。

　　11．陕西、山西、湖北、安徽东周时期玉器

　　西周末期，褒姒“一笑倾城”，周幽王昏庸灭国。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阳，史称东周。这一时期的玉雕艺术尽管经历了五国争霸、七国争雄的战乱纷争，却未由此衰落，相反伴随着诸侯列强物欲的膨胀和僭越周礼的野心，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家“比德于玉”思想的盛行以及铁质工具的使用带给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种突破常规、华丽无比的玉器蓬勃而生，将玉雕艺术再次推向发展的高峰。

　　春秋时期，列强争霸，具有地方特色的玉器纹饰风格不断展露头脚。秦国地处西北，器表琢刻大量几何化、图案化的方折龙纹和龙首纹使秦式玉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陕西凤翔县出土的一件环带状龙纹玉璧（图30），两面各由绞丝纹将璧面分割为4个环带，环带间共饰98条方折龙纹，龙纹规整，排列有序。同一地区秦公一号墓出土的龙纹宫灯形镂空玉佩（图31），外形酷似宫灯，实际为二龙首尾相接，中间2对龙足相互交叉，弯曲的龙身满饰方折龙首纹和勾连云纹。

　　春秋时期，周礼已逐渐失去对人们的束缚，由此礼玉减少，装饰玉大增，玉组佩仍然流行，但为了佩者行动方便，组合已趋向简单。儒家思想赋予了玉器深刻的道德含义，“君子比德于玉”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人无不将玉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玉佩中，玉造型奇巧，纹饰精美，是春秋时期玉器的代表作品。

　　战国时期，脱离了周礼束缚的人们不仅激情迸发，而且富于创造。玉器的造型更加生动活泼，各种精美的S形龙凤玉佩大量涌现，它们大都线条飞动，装饰华美，表现出的强劲张力和勃勃生机，似乎暗含着各路诸侯意欲称霸的雄心。

　　山西战国早期的侯马西高祭祀遗址和湖北战国楚墓中都出土了较多的龙凤玉佩。它们在造型上均为经典的S形造型，有的单龙腾跃（图32），有的双龙相戏（图33），还有的龙尾生凤首、凤首生龙尾，更有两龙组成奇巧的合页形式。安徽长丰县杨公乡出土的玉龙凤佩（图34），玉龙回首凝望，身尾各有一凤，三者浑然一体。

　　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前所未有的激情，玉器的装饰更加华美、线条更加飞舞灵动，龙凤艺术在玉器上得到酣畅淋漓地表现，所展现的饱含张力和动感的玉雕艺术风格在后世几乎无可比拟。

　　12．广东先秦时期玉器

　　广东省博物馆地处广东，籍此展览良机，亦挑选出20多件具有代表意义的广东先秦时期玉器作一集中展示。

　　先秦时期的广东，由于受到五岭的阻隔，没有发达的用玉文化，迄今出土的先秦玉器在数量和种类上都相当有限。粤北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玉器是广东新石器时代玉器中最丰富的一批。本次展出的石峡遗址出土的玉琮（图35）、璧、钺、、笄、璜以及曲江床板岭、肇庆封开、汕尾海丰出土的玉琮，均能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中找到相似身影，足见广东在新石器时代同岭北地区已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

　　从广东春秋时期及更早的遗存中仅能勾画出简单、朴素的社会关系，广东这一时期的玉器也基本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惠州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葬出土的玉器主要为玉，多达84件，它们大部分扁薄均匀，具有相近的形制；部分玉(图36)成堆出土于同一墓中，并在大小上依次变化，呈现出朴素的韵律之美；它们的玉材大部分为石英岩玉或水晶，这也是广东先秦时期玉器的一大特色。

　　战国时期，广东与岭北地区的交流日趋频繁，逐渐出现了同时期岭北地区流行的玉器。肇庆北岭松山战国墓中出土的金柄玉环和玉带钩，造型精巧，做工细致。从形制和纹饰看，它们都是岭北地区战国时期的玉器。

　　先秦时期，岭北地区的文化向岭南地区渗透，使玉文化不断传入广东，也使广东玉文化成为中华大玉文化圈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它们血脉相连，不可分割。

　　（文中图片分别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院、陕西省文物局、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广东博物馆提供。本文参考了多位学者的观点，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