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三）年展”运作机制的社会基础及相关问题

　　如果从1992年算起，中国的艺术“双（三）年展”已走过十年出头的历程。这一历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92年的“中国光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当时它的出现曾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和艺术市场以及两者之间的结合带来了诸多兴奋点。此后出现了1993年的“首届中国北京油画艺术双年展”、1996年的“首届上海国际美术双年展（油画）”和1998年“第二届上海国际美术双年展（水墨画）”，另外还有一些诸如“国际水墨画双年展”、“国际版画双年展”、“学院油画双年展”、“雕塑双年展”等等。这些“双（三）年展”存在共同的特点和明显的不足及缺陷。诸如都是单纯的某个画种品类，这些画种品类大多属于架上绘画或经典形态，这与国际的当代艺术有着一定的距离。而更为突出和普遍的问题是对国际通行和有代表性的“双（三）年展”的性质认识不足，总体运作包括策划理念、学术规范、政府合作方式、社会募资方式、经营管理方式等，都缺乏足够的知识准备和社会基础，因而也缺乏社会和大众，以及国际的参与和反应，未能产生较为广泛、持久的影响。当然，这里面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开放程度、展出场所和经济基础的可能性以及所处的初级阶段等历史原因。第二个阶段可以说始于2000年的“第三届上海国际美术双年展”，随后的“首届光州三年展”和“第四届上海双年展”，使中国的“双（三）年展”基本性质的认识以及操作规范的初步认识和实践。这一期间还出现了不少“双年展”、“三年展”如“首届成都双年展”、“中国当代艺术三年展”、“首届全国画院双年展（中国画）”、“香港艺术双年展”，还有最近刚刚举行的“首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等。第二阶段某些双（三）年展突出的变化是国际化程度加强了，当代化倾向和特点也明显了。但是，第一阶段普遍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双（三）年展的运作机制仍然缺乏必需的社会基础，缺乏这种社会基础将从深层次影响这样一种需要社会广泛参与的大型艺术文化活动的发展。

　　其实，社会包括艺术界文化本身对“双（三）年展”的认识就存在一些差异和问题，究竟“双（三）年展”是一种两年一度或三年一度的常规性展览活动，还是一种有某种相对规定性的和约定俗成倾向性的大型文化活动，也就是“双（三）年展”是大型或超大型的国际性当代性艺术展览活动。按我的认识视野和理解，国际上重要的有较大影响的“双（三）年展”包括“三年展”、“文献展”都属于后者。既然我们要花大力气办“双（三）年展”，做一件大事，那么就要以国际重要的“双（三）年展”为参考对象和假定的竞争对手，汇入可能对话的语境之中，建立对话的平台，争取在对话中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不是参照于一些不起眼，没有太大影响力的“双（三）年展”，办成一个自说自话的展览活动。那么，既然“双（三）年展”是一种大型或超大型的国际性当代性艺术活动，那么它就需要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需要社会各防买内的关注、参与和支持。正如“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韩国光州双年展”等，社会各界包括当地政府、企业集团、传媒机构、旅游和商务行业、社会义工、市民大众，当然还有专业团体和个人的全面合作和经济参与，使之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乃至国际文化界的一次文化盛事、文化节日，甚至是文化狂欢节。

　　反观国内的“双（三）年展”，以目前算办得像点模样的“上海双年展”和“光州三年展”为例，尽管主办机构主观上希望使这一重大艺术活动得到社会各方的支持，也想尽办法动用种种可能的手段，希望大家的关注和参与，使之成为一个地区的一件文化盛事。但是，实际的效果与希望和想象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政府或文化主管机构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成功的艺术“双（三）年展”能够为这个城市和地区带来文化浓郁和提升的气氛，带来市民活跃的精神参与和表达，带来旅游和商务的可能性和机会，带来国内国际的关注和评价这一系列作用和意义。其实，成功的“双（三）年展”不仅应该是洋城市的饿文化亮点和标志，而且更可能由这文化亮点和标志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业服务业及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德国中部的小城市卡塞尔因为成功举办了四年一度的“卡塞尔”文献展，不仅使这个本来没有太丰厚文化基础，也没有太突出特点，人口不到二十万的小镇，变成了国际关注当代艺术发展和学术建设的重要阵地，而且在“文献展”展出的四个月期间，世界各地云涌而来的观众和游客达六十万之多，这其中所带来的饿文化影响、商务机会、经济效果和城市地位及市民素质的提升，其意义和实际效益是无可估量的。如果我们的政府和文化主管机构意识到这其中的可能性和意义所在，那么有可能通过政府的方式和力量来整合资源，包括整合资金、人力资源、展品资源、传媒力量等，合力办好一件大事。

　　其二，假如政府和文化主管机构有意参与和主导，那么，大家对“双（三）年展”约定俗成的国际规划和基本性质，尤其对“当代艺术”的基本概念和国际动向要有一个基本认识，才可能在学术上来支持和建构这样一个城市乃至国际的文化品牌。问题是就目前来讲，艺术，更确切的是指美术，对于政府或市民来讲，远没有唱唱跳跳、蹦蹦跑跑，歌星演员金牌得主来得更有煽动力和吸引力，政府或企业可以动辄用数百万办一个演唱会数千万办一个运动会，但艺术或美术只是一个“小儿科”，难以炒作而成“大动作大气候”。而对“当代艺术”多少缺乏应有的国际视野和学术建设态度，没有意识到“当代艺术”在当今国际文化交流和人文建设中的意义和地位，从而给予足够的扶持和支持。韩国光州曾经因为某些历史事件使这个城市给人留下不是太正面的政治影响，1995年光州市政府支持并主办“首届光州双年展”，主题为“位置与超越边界”，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艺术家参加展览，成为光州的一次隆重的国际文化盛会，使外界对光州有刮目相看的新印象，体现了光州“民主、开放、文化”的政府和城市新形象。光州已连续举办了五届“双年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其三，举办“双（三）年展”的机构本身是否已经具备较完整的知识准备和相对规范的操作程序及方法，例如如何确定策展人；如何确定展览主题；如何做出较为实际和具体的经费预算；如何起草和签订各式各样的合同；如何寻求法律的支持和政策的可能性，如何借展、运输、包装、保险；如何募捐、筹集资金和相关实物；如何确定艺术家方案和经费细则及施工安排；如何控制大型展览与空间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社会推广和配套服务等等。这些工作看起来很普通，实际上很具体复杂细致，也很系统化环环相扣。其实，我们的机构、个人、知识准备、操作规范和协调能力都与这种系统化运作和管理有相当的距离。很多工作都是在勉为其难中进行。而社会对这种非系统化的管理和运作模式多少缺乏应有的合作信心。

　　其四，社会远尚未具备政策与法律的配套支持。“双（三）年展”的资金投入比较大，一般来说除了政府投入之外，很大部分是社会募集而来。募集主要是与政府的各项税收政策、优惠政策等有关，如相关的企业赞助文化事业减税免税政策，遗产税收政策等等。这些防买内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应而明确的政策和规定，具体执行部门也无法按相关具体的条文作具体的工作，企业集团还有个人更难以掏出自己的大腰包来换取不明确的回报，从而也缺少了在积极参与中提升企业和个人文化素质、建立积极的文化建设心态和参与的荣誉感。而法律方面以及相应的法律知识也未能在具体工作中被应用和普及，以使工作有序和有保障地推进。

　　其五，市民大众，社会各阶层对文化，当代文化是否具有认同感和参与热情？文化能否成为市民大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甚至是需要不断补充的一部分？这将是任何“双（三）年展”能否长久办下去，如何展览定位和开展社会推广服务工作，如何使这样的文化大事深入市民生活，如何获得企业的支持和给以回报等等工作思考和推进的起点和关键所在。本身也处在同样的初级阶段。这也许决定了我们目前所办的“双（三）年展”的起点和可能的质量。

　　其六，“双（三）年展”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产业来运作。这里的“特殊”是指它既是一个城市文化形象和提升市民文化生活素质的公益事业，又是一个可以为这个城市带来经济发展可能性的社会性产业。具体工作是“双（三）年展”主办机构在运作，而实际收益却是整个城市的包括文化和经济。“卡塞尔文献展”的运作模式类似于这样一种募捐，还有商业运作等，他们将每届所得的资金，加上企业赞助、社会募捐，还有商业运作等，他们将每届所得饿额资金用于本届展览及活动，所剩下的资金用于本届与下届之间的其他展览和学术活动，“文献展”的资金被独立管理和核算，并统筹使用，主要用于文化活动的滚动。

　　近几年，国内（其实也包括国际，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双（三）年展热”，而且有不断升温的势头。大家都想做大事当然非常好，特别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热闹些也未尝不可。像广东，去年就有两个“三年展”（首届广州三年展，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和一个“双年展”（第三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好不热闹。但是，这里也存在不少浮躁的动机和心态，自然也做出不少浮躁而幼稚的事来。问题是我们能否安静理智地面对“双（三）年展”我们本身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从基础着手，按一定的规范来建立自己的规范，做出能留得住的“这一个”双（三）年展。

　　2003年重阳节于绿川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