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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海外的北魏早期石佛造像
作者:金申 2006-02-24 10:27:59来源:《收藏家》200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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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石佛造像,早年流失海外者甚多,内中不乏精品,有些代表性的作品,在王昶《金石萃编》、罗振玉《海外贞珉录》、阮元《山左金石志》、端方《陶斋藏石记》等亦有著录。流落到日本的佛像,在大村西崖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和松原三郎著《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水野清一著《中国的佛教美术》等书中亦多有图版揭载。这些流失海外的石像, 颇具学术价值,今择其重要的数尊介绍如下。
早期的石佛像有北魏太安元年(455年)张永造石佛坐像,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此像为砂岩制,高35.5厘米,出土地不明,背光后有发愿文∶
太安元年乙酉二月佛弟子张永敬造。
又有“弟子张秉”、“弟子张保”、“弟子张昌”等多人刻名,可知此像为张氏家族集资施刻供养(图1)。
释迦佛螺发,袒右肩式大衣,禅定印,趺坐于四方台座。台座正面为三个火焰形龛楣的小龛,正中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两侧为二禅定佛;两边共刻四位供养人,台座两侧为二狮子。背光呈大椭圆形,纹饰分为五层,外缘为卷草纹,依次为千佛、飞天、千佛、佛养天人。佛像两侧又有二思惟菩萨,一手支颐,一腿翘起。
此像高度虽不甚高,但造型上具有许多早期石雕佛像的特征,内容丰富,颇值得探讨。
早期的铜石佛像经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灭佛运动,所见甚稀,此像为太安元年所造,系文成帝拓跋即位后,于兴安元年(452年)宣布恢复佛法后不久所造,故在学术上很有价值。
此佛像有几点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是佛的螺发,十六国时期的佛像多为磨光肉髻,肉髻浑圆如丸,光润圆滑;或者是如汉式的束发状发髻,刻纹清晰。此像发髻如果没经后世修改,应可说是初期所见较早的螺发样式,此点在造像学上颇有意义。例如晚于此像大约五年雕造的云冈20窟大佛仍作磨光肉髻,云冈北魏初期的佛像也多数为磨光肉髻,或者是受犍陀罗影响的涡卷状发髻及浅水波状发髻。在云冈最早开凿的昙曜5窟中佛像螺发形几乎没有见到。这种螺发应是发源于马土腊地方的佛像样式,在晚期犍陀罗造像上也偶然可见,是马土腊地方佛像的一些特点也影响了犍陀罗佛像(图2)的现象。
中国早期佛像主要接受的是犍陀罗的影响,张永造像在公元455年早于云冈即出现了螺发,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此像还带有马土腊佛像(图3)的因素。与此尊造像风格相似的还有一尊北魏太安三年(457年)宋德兴造石佛坐像(图4)(高41.5厘米,现在日本),其构图和衣纹样式均与张永造像极近似,值得注意的是佛像也为螺发,可见这不是偶然现象。从这两尊造像风格和砂岩质地判断,应是同一地区制造。
张永造像为袒右肩式大衣,内着僧支。衣纹形式为扁弧状隆起,上刻阴线一道。左上臂部分的衣纹往往分二叉如燕尾状。这种衣纹是十六国至北魏初期石窟造像中常见的衣纹形式。此种衣纹起源甚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后西亚一带的希腊化雕刻上,如叙利亚的巴尔米拉(palmyra)出土的飨宴图(2-3世纪)石雕像上即可看到(图5)。表现在中国主要还是犍陀罗的样式被加以归纳后的装饰性衣纹。在敦煌石窟早期的雕刻和云冈20窟大佛(图7)身上均看得很清楚。这也是宿白先生所谓的云冈早期造像溯自凉州的特征之一。张永造像和宋德兴造像的出土地不明,但从各方面风格分析,此像与云冈20窟大佛(图8)仍属同一系统的造像,估计是平城(大同)附近制作的。
台座的正面开小龛、内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题材,在单尊石雕上出现,是早期石佛造像的特征之一。云冈石窟中的二佛并坐像在昙曜5窟中即已出现,但多见于云冈第二期太和年间(477-499年)。在单尊造像上出现二佛并坐像,可以说张永造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
又佛坐像两侧的二思惟菩萨,思惟像作左右对称状,可见于云冈第5窟南壁下层西侧佛龛内,相当于云冈中期。在这单尊石像上出现二思惟菩萨像也是最早之例。二思惟像表现的是什么教理,学术界有不同解释,一般认为是依据南北朝时流行的《弥勒菩萨上生经》和《弥勒菩萨下生经》而来的。
大椭圆形背光,最外缘为三叉叶状的卷草纹,这种三叉形草叶纹是犍陀罗柱头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它含有希腊和波斯的因素。
上述两像作于5世纪中叶,是带有较多犍陀罗和凉州因素的早期佛造像,且都有明确纪年,可作为研究此期石窟造像和单尊造像的标准器。
宋德兴造像背光后浮雕“子本生”和“舍身饲虎”故事,也是同类题材在石雕上较早出现的例子。
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冯受受造佛坐像(图6)(砂岩,高28.7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也是屈指可数的早期单尊石佛像,此像制作相当于云冈石窟的第一期,故磨光肉髻、袒右肩式大衣、大衣领口的折带纹等都与云冈石窟一期造像风格近似,技法已经定型化,衣纹是扁平状的,流畅细密,较之张永造像和宋德兴造像略显清秀。背后有发愿文:“天安元年四月八日冯受受敬造供养时”。此像也不明出处,从风格判断,当也是平城一带所出。
太和十三年(489年)或太和十九年(495年) 定州赵氏一族造定光佛立像 (图9)(砂岩,高约370厘米,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尺寸高大、气势夺人,在北魏单尊立像中颇具代表性。此像为磨光肉髻,面相丰圆,微含笑意。通肩式大衣,左手握大衣一角,右手作予愿印(手部微残),大火焰纹背光,较少见的例子是背光正面浮雕着几列身着交领短衣的供养人,且左右不对称,供养人身旁刻有人名。此像衣纹流畅,起伏较小,姿态和衣纹样式与云冈第18窟东南角的佛立像极为近似,可以认为云冈石窟这样的国家大工程,其佛像形式成为了北魏辖境内各地仿效的样本。背光后上方刻有弥勒菩萨像,交脚坐在藤座上(图10),下方为发愿文:“太和十九年岁……定州唐郡唐县固……皇帝陛下七妙之零……造定光像一区赵寄赵□赵雅赵买赵双。”背光侧刻有“太和十三□年造像……”可知此像是今河北中部一带制作的。
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的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比丘僧欣造弥勒三尊立像,是北魏中晚期有代表性的石坐像(图11)。像后有发愿文云∶
大代太和廿三年岁次己卯十二月壬申朔九日庚辰,比丘僧欣为生缘父母并眷属、师僧造弥勒石像一区。愿生西方无量寿佛国,龙华树下三会说法,下生人间侯王子孙,与大菩萨同生一处,愿一切众生,普同斯福,所愿如是。
像为石灰岩,高94.6厘米。高肉髻,上有浅水波纹,面相丰颐适中,通肩式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叉腰,持大衣一角。双腿突显,大衣下露出内着之裙,如重叠的水波状。
此像胸前和上臂部之衣纹,呈U形平行分布,臂部衣纹与前述张永造像相同,分二叉如燕尾。衣纹为扁平状,上刻阴线一道。值得注意的是其双腿突显,两腿间衣纹呈U形,层层分布如水波涟漪。膝盖亦极力刻化,突起成圆球形。
此种衣纹组织结构,排列分布,一眼看去无疑还是从犍陀罗佛像衣纹演化来的。但犍陀罗造像衣褶立体感较强,质感厚重。腿部也是自然的隆起。而僧欣造像大衣有如湿衣,呈出水状,尤其是双腿膝部,极力雕琢突显,可见作者是有范本依据并特意强调这种出水特征的。
虽然此像的犍陀罗痕迹浓厚,但这种出水大衣的处理手法应看到是有马土腊的薄透大衣样式的影响在内的。尤其是双膝盖极力雕琢成球形,与马土腊造像颇有相似之处。这种凸显膝盖的表现手法,在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和中印度的马土腊佛像腿部是个不可或缺的细节,此特征一直遍布于西域,如现在新疆丝路南北线所有石窟的塑像和壁画上,在河西的诸北朝石窟甚至东达青州的北齐石佛立像也莫不如此。可说是个带有西部佛像样式的外来信息或符号。 僧欣造像混合有犍陀罗佛像和马土腊佛像因素,但其范本不是直接来自外国,还应该是从西域间接而来的,成为当时艺匠感兴趣的样式并极力模仿。
与僧欣像造型极相似的为桓氏一族供养石佛立像(图12)(日本大仓集古馆藏,砂岩,高363.3厘米),像身高大,据传为河北涿县永乐村东禅寺之物。
石像背刻有“清信士桓俭之侍佛时”、“桓□□为父母菩萨一区侍佛”、“清信士桓保胜侍佛”等等。发愿人多为桓姓、可知为桓氏宗族集资供养之佛像。桓姓,据《魏书》“官氏志”,是鸟丸(又作鸟桓)族内附于魏后改称的姓。鸟丸为东胡族一支,魏建国前亦将诸方杂姓总谓之鸟丸。可推测河北涿县永乐村一带当年为北方游牧民族定居后的村落。
此像造型颇为古朴,高肉髻浅水波纹,眉高挑,杏眼,尚有十六国时佛像的脸型及五官特征。通肩式大衣,大衣紧贴躯干。双腿极突显,大衣成湿衣塌陷状。膝关节刻意突起成圆球形。小腿部露出内着的裙,边缘如重叠的水波纹,裙摆向两侧飘出。
佛立像一手叉腰,一手施无畏印,双腿叉开,站立的姿式颇为雄健有力,其原 形使人想起印度萨尔那特地方雕刻的最早的一尊菩萨像。此像上有迦腻色迦王三年比丘巴拉所造的铭文,称为菩萨,高2.7米,据宫治昭先生考证为马土腊地方制作后又运到萨尔那特的, 关于此像年代有诸说,一般以为是130年左右,王镛先生认为是公元81年。在佛造像上左手叉腰的情况极为少见,桓氏一族供养石佛立像的姿势与印度初期的这尊佛立像颇为近似。衣饰上努力表现腿部的出水状也引人注意,可窥见仍有前述西域佛像的渊源。
此像直观甚为古朴,故国外有学者认为系十六国北燕之物。但若与前述太和二十三年比丘僧欣造像相比较,即可看出二者的相近之处,尤其是双腿突起、膝部成球形、大衣塌陷的处理手法极为相似。又从背光看,背光纹饰分为五层,中心为莲花,依次为千佛、连珠和柿蒂纹,最上端为禅定佛与飞天,外缘为火焰纹。其背光纹饰的组成与云冈20窟大佛多有近似之处。
从发愿文的众多桓姓推知,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下诏改鲜卑及所统部落复姓而改姓桓,故此像实际上应作于太和二十年之后不久。
太和时期的佛像普遍极为精美,形体端庄,雕镂既细致又不失雄健之风。 太和十八年(494年)尹受国造石佛坐像 (现藏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高54厘米,砂岩,出土地不明) 堪称此期石雕造像的代表作。背光后有发愿文云∶
夫至道虚寂,理不自兴。然众像不建,则真容无以明;群言不叙,则宗极无以朗。由是释迦能人,见生王宫,应权方便,广设津渡。清信士尹受国,为亡考造释迦文石像一区,作功以就。
谨发微愿,上愿七世父母,未来见世,常与三宝共会。又愿亡考,生生之处,遇佛闻法。自识宿命,永不退转。此愿一切运途有生之类,离诸有结,地狱众苦,咸皆休息。缘少微福,普同斯愿。
维大代太和十八年岁,次甲戌四月己巳朔八日壬子敬造讫。
此像为高肉髻,浅水波状发纹、宽额,面型丰颐适中。袒右肩式大衣,衣领作折带纹,左手持大衣一角,右手施无畏印,趺坐于束腰四方台座上。束腰中部为二供养人持供物,二蛟龙衔供盘,盘中有供物。两侧为二狮子。大 火焰纹背光,外缘为火焰纹,内缘有坐佛,正中部为火焰及莲花(图13)。
整体观之,此像造型端庄凝重,纹饰精美,背光比例舒展,是太和时期的代表作。与此尊造像形式相似的有多尊太和年间的金铜佛像,如原为日本新田氏旧藏太和元年(477年)阳氏造释迦佛坐像(图14)、太和八年(484年)杨僧昌造佛坐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太和八年比丘僧安造佛坐像(内蒙古博物馆藏)、大代某年铜佛坐像(北京首都博物馆藏)。上述几尊虽为铜佛坐像、然均为同一格式,即都是释迦佛说法像,袒右肩式大衣,衣领为折带纹,内着僧支,束腰形四足方座,方座上饰卷草纹及供养人,束腰部有二狮子,大火焰纹背光,都是太和期间佛坐像的流行样式。
早期的石佛像有北魏太安元年(455年)张永造石佛坐像,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此像为砂岩制,高35.5厘米,出土地不明,背光后有发愿文∶
太安元年乙酉二月佛弟子张永敬造。
又有“弟子张秉”、“弟子张保”、“弟子张昌”等多人刻名,可知此像为张氏家族集资施刻供养(图1)。
释迦佛螺发,袒右肩式大衣,禅定印,趺坐于四方台座。台座正面为三个火焰形龛楣的小龛,正中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两侧为二禅定佛;两边共刻四位供养人,台座两侧为二狮子。背光呈大椭圆形,纹饰分为五层,外缘为卷草纹,依次为千佛、飞天、千佛、佛养天人。佛像两侧又有二思惟菩萨,一手支颐,一腿翘起。
此像高度虽不甚高,但造型上具有许多早期石雕佛像的特征,内容丰富,颇值得探讨。
早期的铜石佛像经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灭佛运动,所见甚稀,此像为太安元年所造,系文成帝拓跋即位后,于兴安元年(452年)宣布恢复佛法后不久所造,故在学术上很有价值。
此佛像有几点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是佛的螺发,十六国时期的佛像多为磨光肉髻,肉髻浑圆如丸,光润圆滑;或者是如汉式的束发状发髻,刻纹清晰。此像发髻如果没经后世修改,应可说是初期所见较早的螺发样式,此点在造像学上颇有意义。例如晚于此像大约五年雕造的云冈20窟大佛仍作磨光肉髻,云冈北魏初期的佛像也多数为磨光肉髻,或者是受犍陀罗影响的涡卷状发髻及浅水波状发髻。在云冈最早开凿的昙曜5窟中佛像螺发形几乎没有见到。这种螺发应是发源于马土腊地方的佛像样式,在晚期犍陀罗造像上也偶然可见,是马土腊地方佛像的一些特点也影响了犍陀罗佛像(图2)的现象。
中国早期佛像主要接受的是犍陀罗的影响,张永造像在公元455年早于云冈即出现了螺发,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此像还带有马土腊佛像(图3)的因素。与此尊造像风格相似的还有一尊北魏太安三年(457年)宋德兴造石佛坐像(图4)(高41.5厘米,现在日本),其构图和衣纹样式均与张永造像极近似,值得注意的是佛像也为螺发,可见这不是偶然现象。从这两尊造像风格和砂岩质地判断,应是同一地区制造。
张永造像为袒右肩式大衣,内着僧支。衣纹形式为扁弧状隆起,上刻阴线一道。左上臂部分的衣纹往往分二叉如燕尾状。这种衣纹是十六国至北魏初期石窟造像中常见的衣纹形式。此种衣纹起源甚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后西亚一带的希腊化雕刻上,如叙利亚的巴尔米拉(palmyra)出土的飨宴图(2-3世纪)石雕像上即可看到(图5)。表现在中国主要还是犍陀罗的样式被加以归纳后的装饰性衣纹。在敦煌石窟早期的雕刻和云冈20窟大佛(图7)身上均看得很清楚。这也是宿白先生所谓的云冈早期造像溯自凉州的特征之一。张永造像和宋德兴造像的出土地不明,但从各方面风格分析,此像与云冈20窟大佛(图8)仍属同一系统的造像,估计是平城(大同)附近制作的。
台座的正面开小龛、内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题材,在单尊石雕上出现,是早期石佛造像的特征之一。云冈石窟中的二佛并坐像在昙曜5窟中即已出现,但多见于云冈第二期太和年间(477-499年)。在单尊造像上出现二佛并坐像,可以说张永造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
又佛坐像两侧的二思惟菩萨,思惟像作左右对称状,可见于云冈第5窟南壁下层西侧佛龛内,相当于云冈中期。在这单尊石像上出现二思惟菩萨像也是最早之例。二思惟像表现的是什么教理,学术界有不同解释,一般认为是依据南北朝时流行的《弥勒菩萨上生经》和《弥勒菩萨下生经》而来的。
大椭圆形背光,最外缘为三叉叶状的卷草纹,这种三叉形草叶纹是犍陀罗柱头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它含有希腊和波斯的因素。
上述两像作于5世纪中叶,是带有较多犍陀罗和凉州因素的早期佛造像,且都有明确纪年,可作为研究此期石窟造像和单尊造像的标准器。
宋德兴造像背光后浮雕“子本生”和“舍身饲虎”故事,也是同类题材在石雕上较早出现的例子。
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冯受受造佛坐像(图6)(砂岩,高28.7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也是屈指可数的早期单尊石佛像,此像制作相当于云冈石窟的第一期,故磨光肉髻、袒右肩式大衣、大衣领口的折带纹等都与云冈石窟一期造像风格近似,技法已经定型化,衣纹是扁平状的,流畅细密,较之张永造像和宋德兴造像略显清秀。背后有发愿文:“天安元年四月八日冯受受敬造供养时”。此像也不明出处,从风格判断,当也是平城一带所出。
太和十三年(489年)或太和十九年(495年) 定州赵氏一族造定光佛立像 (图9)(砂岩,高约370厘米,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尺寸高大、气势夺人,在北魏单尊立像中颇具代表性。此像为磨光肉髻,面相丰圆,微含笑意。通肩式大衣,左手握大衣一角,右手作予愿印(手部微残),大火焰纹背光,较少见的例子是背光正面浮雕着几列身着交领短衣的供养人,且左右不对称,供养人身旁刻有人名。此像衣纹流畅,起伏较小,姿态和衣纹样式与云冈第18窟东南角的佛立像极为近似,可以认为云冈石窟这样的国家大工程,其佛像形式成为了北魏辖境内各地仿效的样本。背光后上方刻有弥勒菩萨像,交脚坐在藤座上(图10),下方为发愿文:“太和十九年岁……定州唐郡唐县固……皇帝陛下七妙之零……造定光像一区赵寄赵□赵雅赵买赵双。”背光侧刻有“太和十三□年造像……”可知此像是今河北中部一带制作的。
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的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比丘僧欣造弥勒三尊立像,是北魏中晚期有代表性的石坐像(图11)。像后有发愿文云∶
大代太和廿三年岁次己卯十二月壬申朔九日庚辰,比丘僧欣为生缘父母并眷属、师僧造弥勒石像一区。愿生西方无量寿佛国,龙华树下三会说法,下生人间侯王子孙,与大菩萨同生一处,愿一切众生,普同斯福,所愿如是。
像为石灰岩,高94.6厘米。高肉髻,上有浅水波纹,面相丰颐适中,通肩式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叉腰,持大衣一角。双腿突显,大衣下露出内着之裙,如重叠的水波状。
此像胸前和上臂部之衣纹,呈U形平行分布,臂部衣纹与前述张永造像相同,分二叉如燕尾。衣纹为扁平状,上刻阴线一道。值得注意的是其双腿突显,两腿间衣纹呈U形,层层分布如水波涟漪。膝盖亦极力刻化,突起成圆球形。
此种衣纹组织结构,排列分布,一眼看去无疑还是从犍陀罗佛像衣纹演化来的。但犍陀罗造像衣褶立体感较强,质感厚重。腿部也是自然的隆起。而僧欣造像大衣有如湿衣,呈出水状,尤其是双腿膝部,极力雕琢突显,可见作者是有范本依据并特意强调这种出水特征的。
虽然此像的犍陀罗痕迹浓厚,但这种出水大衣的处理手法应看到是有马土腊的薄透大衣样式的影响在内的。尤其是双膝盖极力雕琢成球形,与马土腊造像颇有相似之处。这种凸显膝盖的表现手法,在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和中印度的马土腊佛像腿部是个不可或缺的细节,此特征一直遍布于西域,如现在新疆丝路南北线所有石窟的塑像和壁画上,在河西的诸北朝石窟甚至东达青州的北齐石佛立像也莫不如此。可说是个带有西部佛像样式的外来信息或符号。 僧欣造像混合有犍陀罗佛像和马土腊佛像因素,但其范本不是直接来自外国,还应该是从西域间接而来的,成为当时艺匠感兴趣的样式并极力模仿。
与僧欣像造型极相似的为桓氏一族供养石佛立像(图12)(日本大仓集古馆藏,砂岩,高363.3厘米),像身高大,据传为河北涿县永乐村东禅寺之物。
石像背刻有“清信士桓俭之侍佛时”、“桓□□为父母菩萨一区侍佛”、“清信士桓保胜侍佛”等等。发愿人多为桓姓、可知为桓氏宗族集资供养之佛像。桓姓,据《魏书》“官氏志”,是鸟丸(又作鸟桓)族内附于魏后改称的姓。鸟丸为东胡族一支,魏建国前亦将诸方杂姓总谓之鸟丸。可推测河北涿县永乐村一带当年为北方游牧民族定居后的村落。
此像造型颇为古朴,高肉髻浅水波纹,眉高挑,杏眼,尚有十六国时佛像的脸型及五官特征。通肩式大衣,大衣紧贴躯干。双腿极突显,大衣成湿衣塌陷状。膝关节刻意突起成圆球形。小腿部露出内着的裙,边缘如重叠的水波纹,裙摆向两侧飘出。
佛立像一手叉腰,一手施无畏印,双腿叉开,站立的姿式颇为雄健有力,其原 形使人想起印度萨尔那特地方雕刻的最早的一尊菩萨像。此像上有迦腻色迦王三年比丘巴拉所造的铭文,称为菩萨,高2.7米,据宫治昭先生考证为马土腊地方制作后又运到萨尔那特的, 关于此像年代有诸说,一般以为是130年左右,王镛先生认为是公元81年。在佛造像上左手叉腰的情况极为少见,桓氏一族供养石佛立像的姿势与印度初期的这尊佛立像颇为近似。衣饰上努力表现腿部的出水状也引人注意,可窥见仍有前述西域佛像的渊源。
此像直观甚为古朴,故国外有学者认为系十六国北燕之物。但若与前述太和二十三年比丘僧欣造像相比较,即可看出二者的相近之处,尤其是双腿突起、膝部成球形、大衣塌陷的处理手法极为相似。又从背光看,背光纹饰分为五层,中心为莲花,依次为千佛、连珠和柿蒂纹,最上端为禅定佛与飞天,外缘为火焰纹。其背光纹饰的组成与云冈20窟大佛多有近似之处。
从发愿文的众多桓姓推知,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下诏改鲜卑及所统部落复姓而改姓桓,故此像实际上应作于太和二十年之后不久。
太和时期的佛像普遍极为精美,形体端庄,雕镂既细致又不失雄健之风。 太和十八年(494年)尹受国造石佛坐像 (现藏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高54厘米,砂岩,出土地不明) 堪称此期石雕造像的代表作。背光后有发愿文云∶
夫至道虚寂,理不自兴。然众像不建,则真容无以明;群言不叙,则宗极无以朗。由是释迦能人,见生王宫,应权方便,广设津渡。清信士尹受国,为亡考造释迦文石像一区,作功以就。
谨发微愿,上愿七世父母,未来见世,常与三宝共会。又愿亡考,生生之处,遇佛闻法。自识宿命,永不退转。此愿一切运途有生之类,离诸有结,地狱众苦,咸皆休息。缘少微福,普同斯愿。
维大代太和十八年岁,次甲戌四月己巳朔八日壬子敬造讫。
此像为高肉髻,浅水波状发纹、宽额,面型丰颐适中。袒右肩式大衣,衣领作折带纹,左手持大衣一角,右手施无畏印,趺坐于束腰四方台座上。束腰中部为二供养人持供物,二蛟龙衔供盘,盘中有供物。两侧为二狮子。大 火焰纹背光,外缘为火焰纹,内缘有坐佛,正中部为火焰及莲花(图13)。
整体观之,此像造型端庄凝重,纹饰精美,背光比例舒展,是太和时期的代表作。与此尊造像形式相似的有多尊太和年间的金铜佛像,如原为日本新田氏旧藏太和元年(477年)阳氏造释迦佛坐像(图14)、太和八年(484年)杨僧昌造佛坐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太和八年比丘僧安造佛坐像(内蒙古博物馆藏)、大代某年铜佛坐像(北京首都博物馆藏)。上述几尊虽为铜佛坐像、然均为同一格式,即都是释迦佛说法像,袒右肩式大衣,衣领为折带纹,内着僧支,束腰形四足方座,方座上饰卷草纹及供养人,束腰部有二狮子,大火焰纹背光,都是太和期间佛坐像的流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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