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

　　听广君讲起王艺。

　　自然，就知道了王艺是个多面手，书法、诗歌、围棋，而后收藏、策展、评论等等，并获得经济学与艺术学两个领域的博士学位。继而，又获知关于王艺的一些“传奇”：诸如参加博士生考试用蝇头小楷作答，所谓“不用毛笔书写则思路枯竭”云云;诸如为“5﹒12大地震”抗震救灾，支开摊子张罗中国最顶尖的二十余位油画写实高手合作巨幅画作;诸如煞费心力地呵护江南多处行将毁灭的古宅院，将其每一个“零件”都编号、对位、拆装，最后一概搬运至北京等等。就思忖：这“王艺”到底何方神圣，竟有如此神通，莫非长着“三头六臂”?

　　回来，就认识了王艺。当然也是通过广君。

　　就见到满腮胡须、高高大大的王艺，他微笑着打招呼，既客气，又绝对“不动声色”那种，绝不掺杂那种花里胡哨的象声词的寒暄与虚套。听王艺讲乐子，他也是微笑着，不紧不慢，不激不历，亦庄亦谐的谈吐中，显得很有分寸。事实上，人是有感情的，无论放达与矜持，都不过因为形态类别，或者局部时空下的显现方式不同而已。毕竟，“剑胆”必伴有“琴心”，只是因为内里质地和规则的严整，激荡的“风情”渐次隐去罢了。

　　此后某一天，又接到广君的电话，说王艺他们二人合作了一些画。

　　我惊讶道：王艺也画画?他不是写书法吗?广君就讲开了，可不是，这家伙还真个厉害的主儿，对绘画确有灵根，就说造型还真有一套，撺掇撺掇就能成形，专画线描的小人儿，各种姿态，还真有模有样的。我听得将信将疑，又问，你画点啥?我，就根据他画的那些小人补补景呗。

　　我一向不在意有什么好的“合作之笔”。旧时文人雅聚，往往一顿酒肉之后，品品茶，吟吟诗，画画画，无非图个尽兴。但场面高兴的例子多，即兴唱和的多，诸如史上有金谷、兰亭、西园与玉山之会等等，可以有王逸少所书的《兰亭序》，可以有李龙眠所作《西园雅集》等等，但大多一人图画，最多也是众人纷纷题跋其上而已，而即使联手作画，也往往相映生辉的少，貌合神离的多。

　　画画是一个比较隐私的勾当，各怀心腹，为一点进展都需要呕心沥血，所以“胸有成竹”的背后有着一大堆不为人知的艰辛。现今那种一群人凑在一起所谓的“合作”，于宽宽阔阔的纸上，稀里哗啦地一顿涂抹，大多在糟蹋纸墨材料，只能让不懂行的围观者图个新鲜儿，看上去热热闹闹，结果是一纸惨淡，趣味无多。另外，或者什么什么“主题性”，或者无非什么什么“工程”之类的“活儿”而已，与我说的沉着脑袋绞尽脑汁的专门作业显然不是一回事。

　　当然，那种关于“合作”的“稀有”范例，也成为笔墨交谊的绝唱。例如，文与可之所以每就新作，便叮嘱：“勿使他人书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是缘于他与苏子瞻二人之间互引为毕生知己之故。与可所谓：“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苏子亦尝言，“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余最。”也同样自信对文与可的独到欣赏。还有，近代蒲作英与吴缶庐之间，也确有几幅“合作”，如《竹石图》上，有吴氏题的“蒲师画竹，昌硕补石”的敬重之词。《岁寒交》中，吴画梅并题款，蒲画竹并记有“死后精神流墨竹，生前知己许寒梅”的诗句。因为蒲擅长画竹，吴擅画梅。一“竹”一“梅”，相映成趣。这些，都显示了画友之间非同寻常的交往，里面都有一份情谊在。

　　壬辰冬季的某一天，就有机会观瞻了王艺与广君的“合作”。

　　说实话，那大大小小、或横或竖的画面，不觉让人眼前一亮。虽然主题与手法上，并未脱去传统套路，但画面的形式感很强。诸如画面各元素有着合理的避让和呼应，人物与配景之间留有大块的留白。大家一起玩笑时，我说“这叫公摊面积很大”。此外，就见到广君所谓的、王艺所画的那些“小人儿”，确实造型各异，但一律光头，如漫画中的三毛，蓝蓝白白的一袭长衫，或站，或行，或跑，或跳，醉酒者有之，酣睡者有之，搀扶者有之，有的类似舞台剧，或者做着广播体操、芭蕾舞之类，还有的鸟一样做着大头朝下自由落体有点极限运动的味道……表情则大多愣愣的，也有的闭目养神，或似笑非笑，或斜翻着白眼，带有一丝诡异的神情。总之，无论运动也好，游玩也罢，尽是一派乐观天真的模样，活似一出出卓别林的幽默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