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的２０个分镜头（上）

　　镜头一：1985~1986 “十月怀胎”

　　在此之前，由文化部出版局领导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一主三多一少”的发行网络初步形成，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包销制度仍占主要比例，订货形式依旧靠书目订货，盲目性大，书店不敢多订，出版社新书订不上数；社店关系不够协调；基层销货店负担过重，销售渠道不畅通。１９８５年间，我国出版界出现了新的订货萎缩期，出版社陷入困境。首都一部分社科类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在版协秘书长王业康和几位热心社长支持下，自发组织成立了首都出版界发行协作会，举行了多次发行改革研讨会。

　　在各方呼吁下，国家出版局拟订了一份《关于推行多种购销形式的初步方案》，向一部分出版社征求意见，方案提出了四种购销形式，即征订包销、寄销、自销或选销、特约经销，由店社相互协商选择。

　　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３～２３日，首都出版界发行协作会联合了首都一批社科出版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首都第一届社科书市。因为首次举办，没有经验，不能大量招展，也不吸收外地出版社参展。１１天接待读者２５万人次的读者，出版社５０家，销售图书１００万册，码洋６０万元。初战告捷，激发了大家的干劲，又重新组织书市办公室，推选沈丙麟、王久安等十二位同志为办公室成员，分工负责各方面的工作。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国家出版局召开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会后，正式下达文件，明确规定一般图书由出版社承担总发行，新华书店经销；出版社对新华书店发货店降低三个折扣，且让利于基层销货店。

　　这项重大改革给出版界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一方面加重了出版社的责任感，出书必须保证质量，才能获得两个效益；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出版社发行的自主权，冲破了三十年来受制于他人的各种条条框框。对基层书店来说，库存压力得到减轻，销售积极性大为提高，店社之间责权利获得平衡，社店关系得到理顺。

　　镜头二：1987（第1届） 万事开头难

　　两届首都社科书市的成功举办，又一次说明出版社自办发行大有可为，也说明图书市场并不萧条，订数不大是体制问题，一旦改革，便创造奇迹。办公室提出要把产销直接见面的对象从读者扩大到销售店上去，办成图书交易会。这一大胆设想，立刻受到在京出版社的热烈欢迎。１９８７年５月７日～６月７日，首都第三届社科书市暨第一届首都社科图书交易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著名编辑家叶至善和北大学生代表陆昊为大会剪彩，象征书市和交易会为编辑和读者架起一座金桥。

　　图书交易会设在文化宫后院东配殿，仅能容纳４４家参展社。不少书店业务员见到某个出版社展位前排长队，便去这个出版社展位进货。交易会５天共接待书店代表２９０人，订货码洋６７６万元。

　　“万事开头难”。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的王久安老先生，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但首届订货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条件很艰苦”。因为没有经验，加之人手不够，书市办公室成员的家属都被拉来帮忙，协助登记、卖书、保管、接待、财务等工作。为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古建的安全，东配殿晚上不准放书，“那时候可没有出租车呀，沈老当时已经６０岁了，自己骑辆平板三轮车，每天把书拉来拉去。吃饭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可以叫盒饭，都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饭、就着咸菜吃。来订货的人员又不确定，所以最后算下来，亏了一万多块钱，幸亏各个出版社领导支持，分摊了这笔费用”。

　　交易会初次举办，条件虽然十分简陋，像集贸市场一样，却大受书店欢迎。它把传统的以书目订货的方式改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以实物订货方式，使书店业务员免去“隔山买牛”之苦；加上办公室一开始就订下一条“收费低标准、服务高标准”的宗旨，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信赖，为后来交易会的不断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镜头三：1988（第2届）第一次更名

　　经过认真总结之后，办公室决定再办第四届书市和第二届交易会。本届交易会因为要吸收外地出版社参展，所以名称改为“全国图书交易会”。而之所以改名为“交易会”而不是“订货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已经办得非常成功、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广交会”给了大家启发，希望能向“广交会”学习办会经验，把这个出版发行行业的订货会办成有社会知名度的书业“广交会”，并坚持一年一年办下去。“我们那时就有这样的‘雄心’。”王久安笑言。

　　因为有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会，距天安门仅一步之遥的便利条件，加之当时天安门城楼刚刚对外界开放，组委会特意出钱请参会代表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极大地满足了全国各地书店和出版社业务人员的兴趣。以至于从那时起，就有参会代表戏言：“我们不光是出差去参加订货会，还是去旅游呢。”

　　本届交易会为期五天（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３日），接待书店代表４００余人。参展单位９４家出版社，共成交码洋２０００万元，大大超过了上届订货数字。

　　镜头四：1990（第3届）“最狼狈的一届”

　　因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交易会停办了一年。１９９０年春，中国版协向新闻出版署申请办会得到批准，５月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继续举办１９９０年首都图书交易会。

　　筹备期间，得到上海出版界正在举办沪版订货会的消息，交易会办公室立即派人去上海取经，带来很多办会的好经验，其中一条，就是把订货会会场和书店代表住处连在一起，方便店社洽谈业务和订货。为此，交易会办公室改变原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设展厅的决定，把展厅移到西郊玉泉饭店书店代表住处。

　　与前两届参会代表分散住在各个招待所不同，第三届交易会组委会包车从北京站把各地的代表直接接到玉泉饭店，吃、住、订货都在一处。这一重大改变受到店社双方热烈欢迎，报名参会的有２００多人，可最后一共来了８００余人。这意外之“喜”却也“愁”坏了组委会——吃好办，可以分两拨；但住怎么办？玉泉饭店把一些在住的客人提前“劝退”，还是住不下，有的代表抱怨“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情急之下，组委会不得不给北京的代表做工作：“要尽地主之谊，不能让外地代表受委屈。”于是不少北京的发行人员回家拿来被褥，直接打地铺。王久安感叹到：“这是我们最狼狈的一届会，确实没想到。”

　　本届交易会参展出版社１２８家，订货码洋３２００万元。经过总结，书市办公室对下一届办会提出了十点改进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有：交易会会场和书店代表住处在一起的做法是成功的，必须坚持；交易会应事先编印各社参展重点书目，提前寄给书店。这些意见，后来都一一兑现了。

　　镜头五：1992（第4届）“不再单纯为订货”

　　在客观形势的要求下，交易会会场亟待提高档次，并相对固定化，不能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北京虽大，但在当时想找一个吃、住、展都在一起，交通方便而且价格适当的场馆还真不容易。经过多方联系，终于和工人体育场宾馆达成协议，第四届首都图书交易会就定在工人体育场举办。这一届住宿代表超过了一千人，又出现了住不下的问题，只好分流一部分代表到位于东直门内海运仓的总参招待所去住。可代表希望集中在工体，所以出现了代表到了总参招待所不愿下车，坚持要去工体的小插曲。

　　本届交易会由于条件相对改善，大部分店社代表集中住在一起，白天晚上接触机会较多，信息交流和感情联络大大加强，交易会的功能开始多元化。整个交易会会场呈现出一片热烈的场面。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领导还专程到工体宾馆餐厅看望代表。经过四天的订货活动，１５６家参展单位共成交码洋８０００万元，又一次打破纪录。

　　首都图书交易会越办越大，越来越受出版界推崇。但交易会办公室是松散型的临时性组织，不堪承担这一重任，于是大家希望中国版协成立一个分支机构来主办此项活动，同时也对当时出版社的薄弱环节——经营管理做些研究和探讨，帮助出版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经研究，中国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于１９９１年２月正式成立。时任新华出版社社长的许邦同志被选为主任，王久安被选为秘书长，出版界的老前辈王仿子同志被聘为顾问。一个能决策、能办实事、阵容强大的版协二级组织诞生了。

　　镜头六：1992（第5届）挺进亚运村

　　在经管会的领导下，为使交易会档次更上一层楼，交易会办公室四处联系展馆场地。此时北京亚运会刚结束不久，大家把目标盯在了亚运村上——有国际会议中心可作展厅，运动员宿舍可作代表休息的地方，村内空间很大，活动场所很多，是个理想的办会场所。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４日，代表们报到后进住亚洲各国著名运动员住过的地方，还可以２４小时看外国电影，新鲜得不得了。亚运村的国际会议中心内部专场宽阔，经过精心策划布置，可容纳近２００个展位，对首都图书交易会来说，还是第一次进入了真正国际一流的会场。

　　交易会开幕当天，亚运村如同亚运会期间一样，彩旗招展，五颜六色的气球在空中飘扬，一派节日景象。不少读者从电台电视中得知交易会消息，兴冲冲地赶早排队参加。当被告知交易会只接待书店订货而不接待零散读者时，久久不肯离去。

　　本届交易会虽比以往几届办得规范，也上了档次，但办得并不顺利，在办会过程中出现了很不正常的现象，一部分书店代表纷纷反映，因上级领导不准赴会，只好放弃参加。经过了解，原来是某些书店领导，不准自己管辖下的书店到北京参加订货会，否则作违纪处理。这样一来，交易会将成为供货方单方面的活动。交易会办公室面对这一突然袭击，采取紧急措施，到处和书店联络，讲清利害关系；不少书店也冲破阻力，大胆前来参加，终于避免了一场灾难，使本届交易会出现了比往年更加热闹的场面，参展单位由上一届的１５６家增加到１８３家，书店代表由３５０家增加到４００家，成交额由上届的８０００万元上升到１．１亿元。这一意外成功，说明了看样订货会是改革的产物，产销直接见面这一新生事物已为店社双方所接受。

　　镜头七：1993（第6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１９９３年初，交易会办公室按照预定计划，又与亚运村管理部门签订了协议，准备还在那里举办第六届交易会。但不久亚运村管理部门以亚运村住房已另易主人为由，告之不能办会了。这一突然变故，令办公室原定计划全部落空。但２月初办会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国，各项筹备工作已大体就绪。在此紧急关头，中央党校出版社副社长刘忠礼表示愿意出面和中央党校有关部门联系，以救燃眉之急。

　　中央党校地处西郊颐和园旁边，环境幽静，场地宽广，设备齐全，办会条件很好，学员宿舍就有好几百间，还有几个百人的大餐厅，代表吃住不成问题，而教室、图书馆、陈列馆、室内体育馆又有多处，都连成一片可作展厅。最大的好处是校内空间很大，可用来为参展单位陈列广告牌之用，校园广播器材一应俱全，播送通知或做新书宣传也很方便。学校的大、中、小礼堂也有好几个，既可开预备会或报告会、新书发布会，还可举办联欢会。交易会２月举办，时机很好，正是党校放假学员回家之时，全部设备都可使用。为了照顾外地出版社，办公室还特制一百块广告牌，免费提供做广告之用。唯一不足之处，就是党校离机场和火车站太远，接送代表和运送样本难度较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办公室雇用了大量公共汽车，把与会代表一一接到会场，会后又一一送上飞机和火车，服务相当周到。

　　在党校办交易会，想不到获得意外好评，此时全国各地正在大抓精神文明建设，办会期间，党校各个展厅陈列了全国２３２家出版社出版的两万余种新书，住在校内的一些领导和著名教授看到这么多的新书，大加赞扬，说把这么多好书发行到全国各地，是党校对传播精神文明的一大贡献。

　　本届交易会，办公室还为社店双方代表印发了一份代表住宿名录，便于双方晚间洽谈业务，会前还寄发了一份参展图书目录，这些服务都深受代表欢迎。交易会五天共成交码洋１．３亿元，又一次创下新纪录。

　　镜头八：1995（第8届）浙江省店突破“禁区”

　　浙江省新华书店和浙江人民、浙江文艺、浙江教育等１２家出版社在本届交易会上开展联合征订，显示出雄厚实力：浙版书订货额达２７９０万元，比上届订货会出版社单方面征订增长１３３％。浙江店社的联合行动在订货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这一联合行动由浙江省新华书店倡议发起，并被浙江省新闻出版局、省出版总社确定为１９９５年该省出版发行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店社双方在联合行动中打破常规，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倾心竭力为销货店服务，既使销货店避免了多家订货之繁琐，图书又可以及时到货，受益匪浅，广受称赞。

　　“产销见面”是历届首都图书交易会的一大特点，其背后则是中间环节——省级发货店的失落。随着图书市场扩展和流通总量的增加，缺憾与不足日显，图书流通的规模化、专业化势在必行。浙江省店敏感地抓住这个机遇，主动出击承揽代理业务，以资金、网络、仓储、结算、发运以及信誉等优势，吸引出版社和销货店；此举也带动了主渠道内部功能机制和经营方式、作风等一系列的转变。本届交易会由于有省级发货店的介入和作用，交易会功能乃至整个图书发行改革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和趋向。

　　在这届订货会上，还出现了组委会“治病救人”的一幕，颇有意味——福州市店欠款曾一度为业界所“头疼”，出版社却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为此，组委会想出一“招”——不给福州市店发参会邀请函。当福州市店弄清原委后，主动请组委会出面组织“座谈会”，向北京地区的十几家出版社公开致歉，当面解决拖欠货款等问题。由于时间匆忙，甚至来不及打印座谈会邀请函，只得手写了一份。此举受到广泛称道。

　　镜头九：1994~1999（第7~12届）“名气不是吹出来的”

　　交易会在党校举办，获得了办会以来最好的效果，各方反映强烈，要求今后仍在党校举办。尽管客观条件还不允许摆脱集贸市场式的外观，但在当时条件下，党校确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办会场所。就这样，交易会在那里连续办了五届，每届结束办公室都要进行总结，提出并实施一些改进措施，如为了让书店订货方便，把出版社发行联合体和性质相同的出版社安排在一起，地方出版社单独安排几个展厅；为了扩大交易会功能，大会举办各种信息交流活动和店社业务座谈会；邀请新闻媒体派人驻会，进行采访报道等等，这一切使得首都图书交易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１９９６年８月，首都图书交易会已举办过九届，此时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为了学习和贯彻这一文件的精神，经管会邀请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社长，在北戴河举行了一次研讨会。经过分组讨论和大会交流，明确了任务，统一了认识，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王益、王仿子两位老前辈提出了出版社如何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如何加强自办发行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要求等问题。这次研讨会开得很成功，与会者赞扬经管会办了一件大好事。

　　在党校办到最后一届（１９９７年第１０届）的时候，新闻出版署指示，交易会由中国版协和中国发协两家联合主办，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协办，名称改为北京图书订货会。

　　第１１届会场地点从党校改到京丰宾馆，第１２届移至农展馆，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订货会规模的日益扩大，受场地限制的因素越来越突出。

　　镜头十：2000年（第13届）摘掉“集贸市场”帽子

　　在历经了８次变更办会场址，被人戏称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之后，北京图书订货会终于迈进国家级展览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展会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展场到展具、从宣传到展位布置，都按专业化要求管理，提高档次，讲求规范，初步具备了国际书展的形态。

　　本届订货会时值我国加入ＷＴＯ的前夕，订货会主办方决定彻底摒弃过去那种“集贸市场”的模式，管理和服务手段也随之跟上。组委会采用了比较先进的管理手段，首先表现在用电脑录入招展单位全部资料，便于安排展位和住宿。二是高科技手段广泛运用。组委会首次引入网络服务，设立了专用网站，参展单位的全部书目由上网，并制作成可供书目光盘，现场设置２０台电脑，可直接从网上检索，也可利用光盘直接下载订货，业务交流和订货交易更加方便快捷。

　　参展新书品种多，质量普遍提高。各社都切实拿出了自己的新书好书，图书的版式、纸张材料、印刷装帧等质量都有了新的提高，整体素质明显上升。１０家电子读物出版单位首次加盟，也带来了他们的崭新产品。

　　市场趋向成熟，订货更加理智。无论选题还是订货，盲目跟风现象已经十分少见。网络文学成为最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