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作品诞生的基础——悲鸿大师骏马图册和速写本面世

　　当谈及即将在中贸圣佳秋拍上亮相的徐悲鸿大师的这两件珍品时，今年82岁高龄的徐夫人含着泪说：“我已经老了，本想将这两件感情的寄托带进我的坟墓，让它们伴我永远沉睡。但经过多少个难眠之夜，我终于有了新的想法。我的生命可以结束，但它们不能永远的沉睡，因为徐悲鸿的艺术属于中华民族的，徐悲鸿的民族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所以，就让它们带着我的真情走向祖国、走向人民、走向世界吧！”

　　徐夫人提及的这两件作品，其中一件为徐悲鸿先生于1940年所画骏马图册，另一件则为有徐悲鸿先生亲笔题款的速写本。速写本中分别画有悲鸿自画像、泰戈尔和甘地、动物、风景和其他人物等共计40余幅，为大师早年放在衣兜里随身携带的。这两件藏品徐夫人精心收藏了52年。它们渗透着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厚感情，因此具有特殊的收藏意义。

　　五幅六骏图册画幅虽小，却是悲鸿先生在创作最旺盛、绘画技艺最成熟的时期所作。

　　据徐夫人讲述：1940年，徐悲鸿来到印度尼克坦。圣地尼克坦是和平的象征，被称为印度民族精神支柱的文学泰斗泰戈尔就曾在这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徐悲鸿与泰戈尔已结为挚友，他曾为泰戈尔画了许多的肖像（包括油画、国画、素描、速写等）。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悲鸿先生创作了大量的富于爱国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品，如：在大吉岭创作了他构思已久的中国画《愚公移山》。这个时期也是徐悲鸿画马的成熟期，他创作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关于马的题材的精品。

　　这件册页中表现的六匹马形态各异，体态非凡，有的奔驰于草原，有的默立于旷野，有的回首于峭岩之巅。大师用笔豪放，笔墨随情感恣意游走，在立意、构图、形态等方面无一雷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别是第一幅和第六幅，均为佳品，曾经多次在徐悲鸿纪念馆画册上出版。

　　当时，悲鸿先生画马艺术达到高峰，这当然与他长达一年的印度之行有着很大关系。1939年，徐悲鸿先生应泰戈尔邀请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那时，印度分布着许多城邦制的小国，并各有君主。他们都喜欢养好马。但马一旦年龄稍过就要卖掉。这就使得悲鸿先生能在集市上买到一些品种非常好的马，这使他异常兴奋。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画马，父亲去世后，少年时代的他来到上海闯天下，当他走投无路时，正是他画的一幅马给他带来了生机。那时，上海审美馆馆长高剑父、高奇峰接到他寄去的奔马图时，便立即回信写道：“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并决定将悲鸿先生的这幅马在审美馆出版销售。但徐悲鸿对自己画的马总是不太满意，即便对马有过很多的写生，却从没有如此亲近过它们。在印度讲学的那些日子里，他经常骑着世界上最优良的马，游历异国漠漠的荒野，曾一直骑到过克什米尔。在漫漫旅途中，他不时被那些骏马所陶醉。那些具有纯正阿拉伯血统的良马，阔鼻、尖耳，脖颈和四腿修长优美，皮毛光滑，使他惊叹不已。他过去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好马，因此，他倍加爱护它们，甚至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知己朋友一样地百般呵护，与它们建立一种微妙的感情。在接近马、感受马的同时，他倾心观察马的体态，了解马的禀性，掌握马在各种动态下骨骼与肌肉的变化，透视与解剖的关系，并对马不同的体型、不同的姿态进行了大量的速写。他赞叹马的伟岸、矫健，赞叹马性格中的忠厚、朴实、勇敢和耐劳。他似乎从马那里找到了灵魂的寄托，于是借马寄托自己的欢乐、忧郁、理想和憧憬，也寄托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

　　悲鸿先生曾对夫人廖静文女士说：“在印度的这一年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画马的水平达到了自己的要求。”过去，他从没有夸过自己画的马，而那时他终于夸口了，他认为在印度创作的这几幅《奔马》，是他画的有史以来最好的几幅。

　　唐代张彦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好的作品，必须形神兼备，而传神尤其重要。这幅册页中的回头双马在回头的瞬间蕴涵着一种阳刚之美，设色清新并加晕染，笔触劲健，造型准确而生动，体现了他的笔墨韵味。远视墨气浑然，近看笔触刚健。用笔成熟、肯定而富于渗透力，由表及里，透过皮毛里层刻画肌肉与骨骼，每一笔都有其立意的内涵、造型的目的和体现美感的作用，流露出书法运笔的一气贯通之势，形成气韵生动的笔墨韵味。

　　悲鸿先生的书法功力也非常深厚。他喜欢魏碑的古拙刚劲，结构方刚，布白均匀，用笔凝重。他将其体现在册页的每一匹马中。飞奔之马，四蹄腾空，蕴涵着一种野性的力量。他还在表现马的肢体时融合了隶书的刚劲用笔；在表现鬃毛鬃尾时则运用了书法中“飞白”的苍劲。这种既表现出写意渲染的韵律，又表现出书法用笔的趣味，从而形成的美的感受、美的意念、美的赞叹，当然就成了难得的精品。

　　徐夫人的第二件藏品速写本就更加珍贵。速写本中采用了多种技法，有铅笔、炭精条、水墨、水彩等，同时，内容极其丰富，反映了画家的思想状况和那一时期的许多社会活动。他抓住了在印度现实生活中有特点的风景、人物、动物等，以深入的观察，非凡的记忆，速写出牛的憨态、猴的精灵、鹫的神勇，以及如火焰般的朝霞，如紧抓住大地的树根。当然，还有泰戈尔的敏锐、甘地的稳健、鼓者的欢快、弹琴者的投入。画家抓住了许多瞬间的动感、瞬间的神态、瞬间的灵魂，用画笔记录下那些生动的情节，使得既简练、概括，又传神的画面洋溢着一种时代气息和生活的美好。例如先生在圣地尼克坦画的速写“鼓者” ，画面虽小，却用笔精炼，其人物脖颈的光感、手在敲击的动势和神情的喜悦都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弹琴者”的速写，弹奏者就像被一种美妙的音乐所陶醉，那神态使观者都会倾倒在那画面无声的音乐里。

　　悲鸿先生赴欧洲留学八年，打下了扎实的素描、速写功底。速写本中的一张自画像，就是他面对镜中自己而画的。他首先抓住明暗交界线，取有特点的部位，舍去琐碎之处，通过表情和眼神，突出自身特有的神态和气质，充分表现出志向在胸、成就大业的抱负和鲜明的个性。

　　悲鸿先生的素描可谓一流大师。他留学期间创作的《背后女人体》，使线与面有机结合，黑白灰布局得体，有节奏的美感、有韵律的变化，在法国某杂志上发表后，被誉为“东方的维纳斯”。

　　悲鸿先生很喜欢通过自画像的形式，来表现忧郁的自我、愤懑的自我、胸怀远大志向的自我，充分体现出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倔强的人格魅力。他画过很多的油画自写、素描自写、国画自写。

　　速写本中的泰戈尔和甘地，当时都是徐悲鸿的好朋友。泰戈尔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也酷爱美术，现在行销的《泰戈尔画集》，就是徐悲鸿先生当年为他精挑细选的。甘地曾是印度总统，当时英国长期占领印度，企图把印度变成英国的殖民地。60年代初，甘地发动了静坐、游行等无暴力运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使印度取得了民族独立。甘地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当年，悲鸿先生非常想见到甘地，并在泰戈尔的邀请下如愿以偿。初次见面时，他握着甘地的手非常激动，并让甘地坐在一块山石上，退后几步准备画速写。但不想老百姓很快就把甘地包围了起来，有的儿童甚至骑在了甘地的脖子上。所以，悲鸿先生是靠敏锐的观察和对人物的深刻理解，瞬间捕捉到了甘地突出的特征，不足几分钟就完成了两张速写（现藏徐悲鸿纪念馆）。随后，余兴未尽的他，又在泰戈尔与甘地进入室内交谈时，从兜里掏出速写本，记下了这难忘的时刻。画面着重刻画了二人的面部表情，将两位知己的个性传神般表现出来。

　　悲鸿先生善于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他画动物是积累，同时还有目的性和象征性，所以，他画的任何速写都寄托着一种情感。他速写的大象是想表现一种忠诚，他描绘的耕牛是想展示一种质朴，他刻画灵鹫是想体现一种勇猛，并常常把灵鹫比喻为抗击敌人的象征。他经常赞美灵鹫的神勇，竭力细致入微地刻画灵鹫的眼睛、啄和爪，使其眼里有神，嘴、爪锋利无比。也许徐先生太渴望中国强大了。因为，他认为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这种强大力量来抵御外来侵略者。

　　速写本中的一幅水彩速写虽然很小，却很精。画面通过火红的霞光和放射状的浮云引人想到，一轮红日即将升腾。1940年，正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悲鸿先生多么希望乌云遮日的祖国能冉冉升起这象征胜利的曙光啊！有关日出的作品（包括油画、国画、水彩画等）他创作了很多（现藏徐悲鸿纪念馆），都是以呼唤胜利为主题。
速写本中还有一幅水墨速写，设色清雅，晕染有致，以恬淡轻灵之笔，表达了树的质感和乡村的静穆气氛。

　　据徐夫人介绍，悲鸿先生非常重视对于手的写生。他认为，手能随心理的变化而反映出一定的感情色彩，手势是某种精神状态下意识的反映，会把面部欲隐藏的东西暴露出来，所以，手是人的第二张面孔。在徐悲鸿很多作品中将造型严谨的手赋予了浓郁的感情色彩。如：大型国画作品《愚公移山》中那些挖山不止的手，体现的正是一种坚定的力量和信念；大型油画作品《田横五百壮士》中，那双奋力掰剑的手，体现出的则是愤世嫉俗的鲜明。在速写本中这幅素描作品《手》，画家利用光感，处理手的明暗调子，把手背和手掌分布的各个伸张肌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体现了一种劳动人民质朴的美。

　　总之，这本速写册是徐悲鸿先生的生活积累、灵感寄托，是他走进生活、贴近生活的见证和真实写照。它与徐悲鸿成熟期创作的优秀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画家走进生活中获得的第一手素材，也是伟大作品诞生的基础。

　　上述两件珍品与徐夫人相伴数十年，这次得以在中贸圣佳秋拍面世，是廖静文女士为继续徐先生开创的中国美术教育事业，1953年将家中徐悲鸿作品1250件，珍贵历代藏品1000余件以及万余件图书、碑帖及资料等全部捐献给国家之后的又一次壮举。应该说，徐夫人这一令人敬佩的举措，可以告慰悲鸿先生和他一生挚爱的美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