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的书法与篆刻
刘恒也人到中年了。按孔老夫子划定的人生境界,已入“不惑”之境。刘恒的人生履历并不复杂,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首都博物馆工作了三年后,因为爱好书法篆刻,调到中国书法家协会,在《中国书法》杂志做编辑工作。从那以后,业余之好就成了职业。
他最初的爱好是体育运动。个子高高,读中学爱打篮球,是校队队员。他也是足球迷,年轻时踢足球,后来是迷着看。他还是桥牌迷,前几年,常去中华书局与牌友打,牌局一开,通宵达旦地斗智。他对书画篆刻发生兴趣,是在大学求学期间,那时,刘恒与华人德、曹宝麟、白谦慎、周持都是北大学生中的书法爱好者,近二十年过去了,他们天各一方,但都成了书学界的中坚,现在通过沧浪书社,保持着联系与交流。
我是1986年认识刘恒的。在我的印象中,刘恒不爱主动说话,或者说不充当“首席发言”的角色。但是,他一开腔,要么诙谐调侃几句,仿佛向火中洒点盐粒,让火势骤然增添火焰;要么直截了当,不弄什么装聋作傻的伎俩。后一种风格,在他表示自己的艺术观点时表露得尤为明显,甚至近乎倔强。有一次,他将浙江徐生翁的作品安排发表,有人说“写得不好”,不同意发表。刘恒就为这句“写得不好”与人发生了争执。这位徐翁的作品,我与刘恒一样,很喜欢,不管是论笔体的形式感,还是讲气息的高古,或是说得虚渺一些的只能意会的书法境界,的确难入俗眼。徐生翁的专题终于发表出来,现在章祖安先生门下读博士学位的白砥,是近年来书法界颇具实力的新锐,他的创作,我以为多少得了徐生翁的启发。徐生翁作品的个性极端醇烈,识者少,和者寡,现在依然不享俗名。但徐生翁的骇世之作发表于当时影响很大的《中国书法》,即使只是让书法界知道徐生翁其人,读到它的奇作,也让艺林中人开眼界,是件幸事。提起十年前的这桩旧事,倒不是为刘恒评功摆好,刘恒也不是那种以推介书家上杂志便据以骄人,自视为伯乐,或者见了一点世面就兴奋不已的那一类编辑,我是由事及人,发现刘恒具有不摧眉不折腰的气格。
作书法刊物的编辑,有人是人云亦云地捧名角,这不会有什么风险;有人是拿自己编的栏目甚至刊物做买卖,又摆谱又获利,也到处风光。前者是没有长眼睛,后者是做商人而非办杂志。刘恒做编辑,愿意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有实力的书家,发表他们的作品。比如古吴一带的苏锡常地区,有不少实力派书家活跃其间很少为外界所知,刘恒就要推荐到《中国书法》上予以介绍。有一次参观朱永灵的个人作品展,他看好朱的草书实力,虽然他与朱素昧平生,却主动约稿。刘恒用自己的眼睛去推介书家,当然也带有他自己的艺术立场,这就免不了与其他人的意见相左,其中,既有艺术观念上的对立,也有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隔膜,而且刘恒看好的作者,是要尽其全力推介的,他的信守然诺,朋友们都是知道的。他做事又是我行我素,满不在乎,这就给人桀骜不驯和“叫劲”的感觉。在艺术界,本是艺术观点的争论摩擦,积久渐深渐重,往往转化为人事的怨怼,我在局外,已略知一二,处于局中的刘恒,不会体察不到,而我从未听到他提及,这是他性格中内向的一面,还是刘恒的不屑一顾,我一时难以说得清楚。
我与刘恒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他在城北,我在城南,并不经常联系。偶有合适的朋友约饮,才有机会见面,一年之中,也不过一两次。电话虽有,通话也不过几次而已。我们见面所谈,以书学为多,创作之类是不通声息的。
刘恒研究书学,主要用力于明清书法史,我曾请他到中央美院作过题为“晚明书家研究”的讲座。他编撰的《中国书法全集》张瑞图卷和倪元璐卷,是书学界迄今为止对这两位书艺作出的最有系统的研究成果。现在,他为七卷本《中国书法通史》撰写的“清代卷”也马上要出版面世了,当前书法界的刊物多了起来,编辑队伍也在扩大,许多编辑是用余力去写字,甚至反过来,以主力写字,用余力做编辑的工作,像刘恒这样在书学研究上也成绩斐然者,还很少。
前两年,刘恒又从《中国书法》杂志社转到中国书协研究部工作,因而也有更多时间来进行自己的书学研究和创作。刘恒不但写字,还刻印画画。他迁居之前的书房我去过几次,收拾得井井有条,书案上文房四宝齐备,随时供他挥毫。他购藏了许多大画册,数量不在书法图籍之下,他爱读画,而且是他“怡倦眼”的妙法,他画的焦墨山水小品,我见过几幅,勾点皴擦,有古意,很荒寒,好像是遣兴的临移之作。
他的书法,我见得不多,最近才集中地看到一些,是近两年写的。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向他求过一幅字,是横条,用笔圆转多,行距很大,所以行气很足。前两年同赴无锡开会,会议结束前安排了写字的节目,一个一个地上案写,见刘恒写字,运笔迟慢,平心静气的调笔走墨,众目睽睽之下,十分的沉着,看来,他是不怕当众写字的。他每写一字,要稍稍照看一下上下或左右,很留意字、行之间的关系。把款署上后,提起来一看,章法效果佳好,那幅字,与他以前的字留给我的印象有些出入,如平直的笔势多了一些,还运用了折笔和翻势,在我看来,比他一味用圆势转笔写字要精神得多,大气得多,既见笔,又得势,但仍然保持着宽松的行距。明朝的张瑞图、倪元璐写字,行距也是拉的比较开的,黄道周也是如此。我问他用折笔和翻势是不是学了张瑞图,他回答说:从来没有写过。我推测,他作晚明书家的研究,把他们的作品看得烂熟于心,多少储存了一些信息,记忆偶尔泛起,那胸底的信息也可以幻化为临机的书法感觉,这大概也是所谓的“灵感”吧。
刘恒的字,我喜欢他写得爽利平直的那一类,这在他现在的作品中,仍不多见,是偶露峥嵘。即使用圆厚的笔调写字,还是放开了写得舒展一些,更精神。他的用笔裹束圆厚,我觉得与他刻印的铁线是吻合的,大概是互相影响着。
好几年前,我问刘恒临写过哪些碑帖,他的回答让我吃惊,说从没有去临移哪一家,他写字的造型,以及追求的趣味,是“读“来的。他自信地说,把各家的好处“读”来,用自己的笔体写,也能写好字。他说的各家,是泛泛而言,他编过一本《历代尺牍书法》,自陆机、二王直至当代,很畅销,印行了两次,现在已买不到。这些尺牍墨迹都是在他“读”书法时积累下来的,他的“读”书法,是有心而广泛,但对他发生影响的书迹,恐怕主要在明清。我还觉得刘恒喜好墨迹甚于喜好碑刻。把古人的书法“读”进自己的字中,还需要很大的聪明。“临移”和“读”,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刘恒是直奔“读”的境界,跨越了“临移”,我想这不会是刘恒习书之初的预先“设计”吧,也许是因了某种机缘直接走上了以“读”率“写”的奇道。刘恒现在用功所在,是书法的“煅形”,让“形”与“神”趋应相合。因为,从前人的种种书迹中摄取的“神“、“意”,最终要落实到“形”的层面上,“形”是“神”的载体和凭据。
刘恒选择的路子是险径,超出了古已有之的常规,难度很大,他现在写的字,正是“神”与“形”磨合阶段的产物,如果他不结成习气之壳,我以为还是要变的。到了绝处,自有生路。而刘恒很自信——有时自信得近于刀枪不入,他睥睨盲目从众,他具有学养。所以我相信他拥有自成一格的那一天。至于是以神采胜还是重造型奇,那就要看书家自己的抉择了。我想,只要神采清朗,气息流贯,形态上奇耶正耶,并无一定之律,只要“形”不妨碍“神采”的表达就算通过。
认识刘恒这么多年,在纸上谈论他还是第一次。本想说说书法,但书法与人的气格、学养关系密切,所以我临纸走笔的“认识”,就把“人”与“书”合到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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