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远古之韵 抒时代之情

　　梁扬：　　　
　　多年没见友谊，他依然故我—在书法的天地间上下求索。所不同的是：他的名气之大，已今非昔比。近年来，友谊于书法，尤其是他心血铸成的大篆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更有方家之肯定在，不待我置喙重复。我想换个角度，神侃一点印象。
　　席勒论诗，以为不外古、今两派。古者谓之“德”，真朴自然；今者谓之“巧”，露见心思。钱钟书先生加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可谓一语中的，以此论推之书法，似也成立。友谊的大篆，归入“德书”一类，当之无愧，而“巧书”一系，大约就是蔚成风气的“时尚书法”了。席勒对“今诗”并无成见，我对“巧书”也无针砭之意。“巧书”是某种审美风气的结晶品，易于“露见心思”。只是任何风尚都有其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趋之者众，反而不及“德书”物稀为贵了。友谊不追时尚，潜心治篆，苦心经营他的“德书”这是他不同于他人的选择。他的这种选择，还有一点可贵—它不是“古、德”之观念先行的产物，而是他本性使然。友谊为人，以真朴自然为本，选择真朴自然之大篆作素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大篆文字的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似乎与他的艺术直觉之间，存在某种亲和力。他视大篆为可以托负“性命”的载体。从这个角度说，友谊治篆，是“任其性，率性而动”，有点像张旭治草或文同画竹，自我与对象，水乳交融，不分彼此。这种创作上的物我合一，也许是友谊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抑或有评论家云：大篆古，却难于表现时代精神。友谊对此，充耳不闻，仍然埋头走他的汲古归真之路。我赞成他的这种态度。他懂得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书法，不管是何种书体，只能存活于书法家个体的再创造之中。主体本位，风格本位，比时代本位或者“现代精神”本位，是更合乎艺术规律的选择。友谊有志在大篆中注入他的艺术个性，何患没有时代精神流出。启功先生论及刘墉“古人与我，不可兼得”的困惑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人莫逃乎时代风气，虽大力者，创造与规避，两不可能，惟有广于借鉴，天然消化耳。”友谊正是这么做的。
　　看友谊搞书法，使你觉得搞艺术本来是一件十分朴素的营生—闻鸡起舞，“躲进小楼成一统”就是了。也使你暂时忘却了书界的町畦与论坛的高深。读他的作品，使你感到，这种朴素的搞法本身，也为注入其作品以真朴自然之气帮了忙。
　　在巴黎现代中国书法展上，一位法国搞现代音乐的作曲家，在友谊那件红底洒银的大篆书轴前，伫立良久。我问他为什么注意这一幅，他说他喜欢它的“古典”。在现代艺术眼花缭乱的艺术之都巴黎，这个词，由一位不谙中国书法传统的西方现代艺术家道出，似乎又从另一个侧面，对友谊的汲古之德书给予肯定。
　　王世征：　
　　友谊的书法创作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实在可喜可贺。
　　友谊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他主攻大篆的见识与胆魄。
　　通观古今治篆，大致两家：一是小学家之篆，二是书法家之篆。前者多为古人篆书的摹写，所表现的仅是装饰美。后者自清代中叶的邓石如，以隶法入篆，书风沉雄朴厚，为篆书创作开了新境；然所书也仅限小篆，书风亦囿于工整。至晚清吴昌硕，以《石鼓》为宗，结体参差，笔力遒劲，气息深厚，晚年更融入草书笔意，极富气势，以至成为大篆巨擘；然吴氏专力《石鼓》，未能广泛拓展金文的丰美。吴氏之后，大篆艺家多踵其踪，博涉金文，然尚未有胜出者。至于甲骨文的书写，清末、近代以来，亦多为金石家的摹写，或融小篆、金文用笔，仍只是呈现工艺之美。近二十年来，随书法热的持续，少数新一代篆书家对大篆创作进行着新的思考和探索。面对全新的历史时代，如何在具有具象造型特质的大篆书体中挥洒出富有现代美感意趣，从而赋予大篆艺术以新的生命，这是摆在当代篆书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友谊受吴昌硕的启发，在汲取甲骨文的质朴坚利以及《散氏盘》的纵逸、《毛公鼎》的沉雄、《石鼓文》的舒展的基础上，大胆地把最适于自由抒发情感的行草笔法、笔意糅进大篆创作，从而取得了可贵的突破。
　　在甲骨文创作中，他更多参入了行书笔法，如运笔的裹锋绞转、中侧并用；结体因字立形、依象取势，章法随形布势、虚实相生；墨法浓淡相间、燥润相杂。因而线条委婉多致、灵动活脱而不失劲挺，具象造型稚拙自然、天真可爱而不失神秘，意境古朴而清新，明爽而蕴藉，一面以现代审美意识解读着先民“仰观”、“俯察”的构思，一面抒发着“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的情致。
　　在金文创作中，友谊则更多融入草书的笔法、笔意，力求表现大气磅礴的气势美。其笔法，施之以草书的使转，裹锋绞转，落笔疾速，线条厚实而凝练，劲利而放纵，极富质感和力度；其结体，突破原有的规整，强化每字特有的字势，左右参差，上下落错，大开大阖，极有动势。其笔法，大小变幻，疏密相间，正侧斜欹，有行无列，万殊一贯，气势夺人；加以注重墨色调整，浓淡燥润，郁勃苍莽，全篇气脉流通，极富韵律美。
　　刘熙载论草书特色时曾说：“草书之笔画要无一笔可以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都要无所不悟。”友谊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行草入大篆而翻出新意，心思微，气魄大，从而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书界的推重。前人论书法创新云：“可贵者胆。”友谊实足以当之。
　　唐张怀瓘在《书议》中，称颂古代几位草书大家“精魄超然，神采射人”，即言其草书所以有光焰照人的神采，根本在于这些草书家各具卓绝不群的精神特质，而那些草书作品的神采，则是草书家精神品格的笔墨体现。其实此理何止限于草书?事实上，每个有成就的书家，无论何体，其书作的内蕴都是其人格精神的展现。
　　友谊为人淳厚质朴、耿直坚毅，既保有着农民身上那些被称为“中国人脊梁”的可贵品性，又散发着司马迁所赞颂的“贤豪”的遗风。他一方面视艺术为生命，力学精进，不臻上乘绝不罢休；又不矜其能，孜孜以进。另一方面以忠恕之道为人生准则，笃情义，重然诺，多所许可，少所怪怨；又敏于行，讷于言，注重大端，不屑细谨。凡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感到在他身上真力弥满，元气浑然，具有不同一般的人格魅力。友谊的这些至真之性与大篆艺术浑朴无华的韵致天然冥契，从而在其中找到了自我。我以为，非友谊的气质、心性，难于妙悟大篆；非大篆艺术，难于展现友谊的胸襟块磊。友谊之独钟大篆，实乃气性所托，命定之契合。
　　刘熙载曾说：“观人于书，当观其行草。”我则以为，友谊的隶、楷、行、草虽也不乏可观，而观友谊于书，却莫如观其大篆。大致说来，我于其甲骨，看到他的颖敏与灵性；于其金文，更看到他的浑厚和气魄。然而所以能从友谊的大篆里“复见其天”，又多得之于其中的行草韵味，此亦证实了刘熙载之所言不虚。我想，凡了解友谊其人、其书的朋友，大概不至以我的感受为虚妄溢美之辞吧。
　　以上是我与友谊交往14年来，对其为人与书法艺术的一点理解。
　　勉哉，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