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无俗情 笔下有真味

　　最近，收到王友谊先生寄来的他新近出版的作品集，装帧高档，所收作品更是精彩纷呈。书体上以篆书为主，有甲骨文、金文等一系列文字，也有一些吴昌硕《石鼓文》风貌的及其他类型的篆书文字，其中金文数量最多，除此之外，还有隶书和小楷等。一些作品，名义上是临，实际上是创，既有忠实于原貌的，亦有自我意识流露的临创结合尝试，这是王友谊先生结合的自身实践总结出来的。作品形式有横批、扇面、条屏、斗方、手札和团扇等多种样式。隶书也有多种风格，对《礼器》、《石门》多种风貌都演绎的得心应手。他在尊彝鼎铭后书小楷题跋，透露出晋人风范，在文字内容上资料详实，旁征博引，论证周密，有理有据，多有独特的个人见解，此当是他篆书字外功最好的注脚，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但凡古人论书，不外立德、立身之言，要求取法师古而化。但“古”的定义针对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如王铎认为“书不宗晋，终入野道”，而傅山则认为必须越过魏晋，取法三代吉金，“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取法奇古，作“擘窠大字”，如此等等。一个“古”字便凸现了书家要深入堂奥，才能控古弥新。王友谊先生从中得到了有益启示，下笔常思古人之心，他的立足点放在篆书领域，涉猎最多。一代书法大师吴昌硕独宗《石鼓文》，效仿终生，虽有取法《散氏》一类，但终以《石鼓》锐意而出。而王友谊则没有停留在某一固定的篆书种类上，有多种尝试，凡诏版、金文、《散氏》和甲骨文等都有新突破，兼取六国文字，以及吴昌硕《石鼓文》。他的学书理念是“古人为宾我为主”，以此来作为自己人格和写心抒情的载体，在明心慧手间以先民浑穆苍茫的创造来暗合自己灵昧不虚的艺术之心。
　　众所周知，甲骨文可以激发人想象，最主要原因是简洁，因为直接刻于不规则的龟甲兽骨，字形必然不能过于繁难，所以必须进行简化，去掉诸多物象之间的差异，省略某些细节，由此拓宽了审美空间和想象余地。但自清末民初以来，甲骨文创作有大成就者并不多，在创作上一般都是偶尔为之，以聊备一格，从未有很深的介入，后世可参照学习的也就屈指可数，因而有相当难度。甲骨文和金文从大的范畴来说，同是篆书系列，风格却截然对立，有简单与繁杂，尖硬与圆浑厚重的对比。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取法甲骨文、钟鼎文都需要静下心来。商周两代书法打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造就了对鬼神的尊崇，人神和人天关系落实到青铜器皿上，品质众多，数量庞大，造型丰富。其中交织了凌猎一切的宗教狂热和天才的想象及创造，文字成为某种寄寓和象征，但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铸造于并不显眼的位置，图腾为首要，李泽厚先生称之为“狰狞的美”。这些文字在后世书家看来，却是一种杰出创造。率真、质朴是金文的特点，将契刻铸造之文化为墨迹，需要过人的领悟力。在王友谊的篆书创作中，带给人新的审美视觉效应，将铸造文字的金石味表现得一览无余。“篆尚婉而通”，王友谊先生充分了解这一点，所以，他的“中华九龙鼎”拓片印刷品仍然有很强的征服力，这是他个人主体意识扩张的结果，是一种自我情感的流露、夸张、变形，是依据古典而进行的有凭据的创造，极大地凸现了书家胸襟。
　　当今书坛普遍轻视篆隶，处于一种令人堪忧，倍感尴尬的境地。在篆隶书创作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王友谊先生在篆书方面着力尤多，甘坐冷板凳，成就亦是最大，在当代书坛，具有典型意义，以自身篆书建树阐述了当代书家的创作理念，用自身的成功之道为篆隶的再生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依据笔者自身肤浅的创作经验来看，但凡正书，包括楷、篆、隶三体，书法风格塑造比起动态行草书锻造要难，主要是艺术语言净化和风格统一问题，吸纳百家，融会贯通，难度很大，而在这三体当中，篆书又是最难的。因为它笔法最简单，最简单则意味着最复杂，在简单的笔法中有千变万化当然难上加难。就篆书本身来说，需要识文断字等一些特殊修养，比其他书体要求高，需要更多时间的投入。篆书不具任何实用性，难以表现当今时代需要放纵的情感，篆书要表现出高古风神，不能离开这一主题。
　　吴昌硕的成功经历给予王友谊很大启示，但王友谊的过人之处在于没有局限于前贤，将自身篆书创作融会贯通成一个完整体系。用笔以藏锋为主，但又不仅仅如此，而是施以绘画皴法，以散锋、破锋而出，中侧锋兼用，强化对比，参入行草笔意，结体依象取势，章法虚实相生，每个字都有变化，用墨变化多端，浓淡相间，枯润相杂。因为表现手法增多，自然增强了线条表现力，丰富了作品意蕴，使篆书具备了动感，同时却不失高古风神。关键在于王友谊把握了动态情感和静穆高古的契合点，将二者辩证地统一在自己的创作中。他在静态的篆书线条中注入流动甚至激越的情感，使平静的篆书变得生机勃勃，从而使作品既有继承传统因子一面，也有抒发自我情感的天地。他在创作上尽量用长线条，学习吴派石鼓而不囿于此。篆书领域千余年来一直不景气，守望当代书坛，擅此道者寥寥。他在笔墨方面的变化在一个字当中也有应用，在对联中堂整体章法上就有呼应变化的功效。如果说吴昌硕的立足点是结字上的变化，使篆书由平正之姿变得天趣飞动，善用浓墨，而王友谊的立足点则用枯淡浓润的用墨方式变化展现了一个现代书家的审美情趣，对前贤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他的创作理念中，认为只有从古人的技法宝库中含英咀华，锤炼出富有个性特色的艺术语言，并表现出自己的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才算是真正把握了书法艺术的命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创作探索的过程中，王友谊先生对不同的笔墨纸张都进行尝试，对于自制兼毫，运用的得心应手，可以在转折处裹锋绞转行笔，圆中见方，追求大巧若拙的艺术效果。王友谊认为，“(书法)只要能取得最佳效果，书者应该是不惜手段的，这不仅仅是玩弄技巧。机械地、教条地理解某些方法，容易陷入僵化。”“善学善用”是王友谊的长处。王友谊涉猎非常广泛，篆书之外，于行、草、真皆有研究，魏碑以《广武将军碑》和《汝南王修治古塔铭》为范本，隶书取法《好太王碑》和《石门铭》等，对碑的涉猎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篆书线条质感，柔中有刚，使他篆书创作有了新起点。但反过来说，在篆书方面的深厚功底又使他的行草书风貌古朴，渊然有思。傅山说：“若不习篆隶，楷行书纵写到妙处，终是俗格。”两者相摩相荡，相得益彰。
　　王友谊先生出生于燕山南麓，在他身上有不拘小节的燕赵古风豪放气质，他为人直率坦诚。按照传统理念，书品得益于人品，这在王友谊先生身上，非常明显。正是他所处的环境和性格使他不愿拘泥于描摹画形的小巧之中，囿于法度森严的桎梏，有胆有识，也正是他勤勉于事的个性使书法创作日益成熟，走进艺术创作深境。王友谊先生现为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委员、中国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书作多次在全国书展中获奖，入选新加坡第一届国际书法大展、北京第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北京国际书法邀请展、韩国国际书法联展、1998年法国巴黎中国书法艺术大展、1999年日本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中国书法》、《书法》、《美术研究》、《书法之友》等杂志，《书法报》、《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等多种专刊进行专题介绍，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栏目、中国教育电视台《艺坛之子》栏目为其作专题介绍，出版有《篆书浅鉴·甲骨文部分》、《大篆基础入门》、《联语书法·篆书卷》、《篆书基础教程》、《篆书章法》、《篆书字帖》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材《篆书》及《篆书实用章法》等。如今王友谊先生已近耳顺之年，在书法的创作上，还是一如既往，上下求索，开拓出一片新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