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明生平及其绘画(图)

　　俞明,字?烦，一作 凡，又字镜人。浙江湖州人。关于俞明的生辰，一作1884年，一作1885年。曾见其画上有一方朱文印“镜人生甲申寅月之初”，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的生辰是清光绪十年甲申，即1884年。他的卒年一般认为是1935年，仅《艺林年鉴》作1936年。朵云轩2002春季拍卖会预展中我见到一件俞明的《酣睡图》，上面有籾德彝长题，因为此题跋的重要性，故不惜篇幅予以抄录：“此俞?烦遗画也。?烦为予友语霜从子，辛亥予自燕至沪，始晤君于语霜寓中，时年逋二十余，天资聪俊，好画人物、仕女。以画册见示，知其喜学费子苕、余秋室一派，所作颇为纤丽，予告以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若取资近人必流为俗媚。君颇然予言。余又示以汉武梁祠画像石刻及魏齐遗像拓本，君悉心参考，数月之后见其衣纹古劲与初见时大不同矣。金北楼在内部时管理武英殿所陈书画，以书属君北上襄理，见唐宋名画益多。南趋后，所作 古堂奥。此仕女册八页，各态无不俱备，补景着色精妙，几欲上合宋人。君今夏病殁，年仅五十有二。邦达为君入室弟子，藏君画甚富也。丙子十二月籾德彝记。”“丙子十二月”即1936年十二月，由题跋可知，俞明病殁于1936年夏。凑巧的是该场拍卖会上还有一件俞明《对镜晓妆图》，上面有另一位与俞明关系极为密切的画家徐宗浩的长题， 在这段写于1936年春三月的题跋中,徐宗浩丝毫没有透露他的这位好友的死讯，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俞明死于1936年夏的可信度。因此俞明的生卒年应是生于“甲申寅月之初”（1884年），卒于丙子年夏（1936年）。

　　俞明的家庭背景及其早年学画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仅据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言“幼年在上海曾习水彩画”，如果这一说法可靠的话，那么俞明应是我国近代最早学习西画的画家之一。

　　中国人接触西画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将欧洲油画作品带入中国。在以后的一二百年间又有许多西方画家在中国活动，如郎世宁等人，他们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画家产生了影响，但是真正掌握西方绘画技法的中国画家，直至19世纪末期才出现。19世纪中叶欧洲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孤儿院设立了画馆，专门向孤儿教授油画、素描、雕塑等技法，逐步培养了一批西洋画人才，成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徐悲鸿语）。早期的刘德斋及稍后活跃于上海画坛的徐咏青、张聿光都是出自于土山湾孤儿院。俞明比徐咏青小四岁，比张聿光大一岁，说他“幼年在上海曾习水彩画”，则与徐、张等人差不多同时在土山湾孤儿院图画馆学习的可能性很大。

　　现能见到的俞明作品都是纯粹的传统中国画，但从其对用色的讲究以及个别作品对光及透视的熟练运用这些情况来看，说他幼年曾在上海学习过水彩画是可信的。

　　俞明的家庭背景今已无从查考，只知他是俞原的侄子。俞原（1874-1922年）字语霜，号女床山民。浙江湖州人，寓上海卖画为生。是一位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海派画家。清末民初著名的美术团体“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最初就设在汕头路俞原家里，他是“题襟馆”公推的经办日常会务工作的驻会会员，成为该会的“秘书长”。俞原的画流传不多，山水、人物、花卉皆擅长，他的画设色古雅，意境脱俗，颇有新意。俞明早年就跟着这位仅长他10岁的叔父学画,我们见到他晚年还有“拟其（俞原）诗意画法”的作品。

　　俞原一生贫寒。徐宗浩有《题俞语霜翁山水册》曰：“先生襟袍在林邱，误落风尘五十秋，卖画终朝艰一饱，只将贫贱傲王侯……”。俞原靠卖画为生，维生为艰，最后也是为钱所恼而吞食鸦片自杀的。以这些情况来看，俞明早年应生活在比较清贫的环境中，但从学画这个角度讲，他的条件又是十分优越的。他身边不仅有一位很有成就的画家叔父，而且通过俞原在“题襟馆”的地位，结识了一批杰出的画家、学者，像前面提到的褚德彝，还有吴昌硕、任堇、金城等人。平时的耳濡目染，更兼前辈的悉心指点，俞明的绘画水平日益精进。

　　从前文所引褚德彝在俞明《酣睡图》上题跋来看，俞明早年所作人物仕女，也是学余集、改琦、费丹旭纤丽一派。后来在褚的指点下，参以汉魏画像石刻，笔力大进。事实上俞明早年不仅限于画人物，山水、花卉皆下过功夫。至今我所见到他最早的一件作品就是一堂山水屏条，款署“己酉（1909年）春仲归安俞明写于沪上”。时年俞明26岁，空灵简淡的格调一似后期人物画的布局，树石的画法中还能找到些许俞语霜的影子。此外，浙江文物公司藏有一件俞明的设色山水立轴，构图奇特，手法新颖。花卉方面则有一件1920年画的兰花册，共计十二开,画得极为精整，充分显示了画家的功力。

　　大约1914年，俞明北上到北京发展。当时著名画家金城倡议政府将盛京内库及热河行宫所藏金石书画移至北京，陈列于故宫武英殿，以供大众参观，继而又提议设立古物陈列所，以保存展览文物。当局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命他操办具体事务。1914年古物陈列所成立，金城为防止古画长期陈列损坏遗失，特延邀画家临摹副本。他想到了俞明这位才艺出众的30岁同乡，由此邀俞明北上。

　　俞明到北京后就在故宫临摹古代书画。虽然具体细节已不得而知，但日夕面对唐宋元明清历代名迹，手摹心追，这种滋养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正是梦寐以求的事。陈宝琛在《清故通议大夫大理院推事金城墓志铭》中对金城在故宫临摹古画有过这样的描述“日携笔砚，坐卧其侧累年月临摹殆遍”，可以想见，俞明也是一样。这样的临摹应该持续了很多年。现在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俞明1917年《临王绂作秋江泛艇图》和1919年《摹张萱武后行踪图》等,这类临摹古人的作品大多忠实于原作。此外落款中有临、摹或拟某某画意的作品，很多方面融入了俞明自己的个人风格。《郭泰小像》从俞明题款中得知是临文征明《高士图》四屏中的一幅，除了他自称衣纹线条上有所改动外，我们从人物的神态处理上还能找出俞明个人的一些特点：通过淡雅的皴染,表现人物面部的明暗，使其更为立体真实；衣纹线条圆劲准确；甩袖握书,侧身独立的姿态以及那种孤傲遗世的表情体现了俞明人物画特有的个性。

　　晚清仕女画主要继承了改琦、费丹旭纤秀一派，代表人物有胡锡痎、沙馥、黄山寿等。而钱慧安稍变其体，将仕女形象由纤秀文弱的富家小姐，一变而成为村姑形象。这种扎根于上海城隍庙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画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继起者有沈心海等人，而从学者跟风追踪。但这些仕女画都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另有“三任”渊源于陈老莲，异军突起，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可谓近代绘画史上的一盏明灯，可惜没有传承者发扬光大。至民初，仕女画或纤弱病态、气格低靡，或流于粗俗、略无可观。而俞明可以说为当时沉闷的人物画坛首先注入一股清风。

　　我们从他的作品来看，余集、改琦、费丹旭、胡锡痎等人对俞明的仕女画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好在他并没有守一家之成法，既继承了改、费的秀雅，又由“三任”溯及老莲，更由于特殊的机缘临摹了大量唐宋元明清佳作，故能融会各家，兼收并蓄。他笔下的仕女一洗铅华，独标清绮。或闲庭拈花，或对镜晓妆，或闺房晚读，静逸脱俗，气韵古雅。《蕉窗仕女图》描写一位仕女焚香读罢，起身小憩，一手扶着椅背，一手执扇，神情专注地看着窗外的蕉石，似在沉思，似在吟咏。画面构图颇为别致，圆弧的扇面正中以圆弧线表示轩窗，仕女站在窗内，身后的几案上陈设着花瓶、书籍以及香烟袅袅的薰炉，显示出这位女子的身份和品位。窗外假山石中一丛芭蕉舒展出新发的嫩叶，呈现勃勃生机。窗内光线幽暗，故以淡墨略作烘染，人物、摆设皆以工笔细描，而窗外的蕉石以水墨略搀赭石写出。虽然人物的面貌不脱改、费遗风，但从衣纹线条到布景设色已大异其趣。

　　俞明在人物衣纹等线条处理上，并没有一味追求清圆细劲，有时甚至还略带方折，这种线条既不同于改、费一派的柔弱，又有别于钱慧安一路的粗糙，细劲中透着一种硬朗。显然与前面提到受汉魏画像石刻影响有关。

　　在布景设色上，俞明从任熊上追到陈老莲，明显吸收了他们的装饰性意味，常常有出奇之趣。而在构图、笔法、用色上又有其独到之处，形成了俞明绘画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多数人物画都处在一定的环境中，和与之相衬的花草、树石、坡岸、庭院等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主题，景与人和谐融合，显现出其高超的处理手法和表现能力。《抱琴仕女图》即为一例。画中一仕女抱琴行于庭院，似乎有人在后面忽然将其唤住，她扭头回望，足下莲步仍在移动。画的右下角用水墨勾染出一块空灵的太湖石，紧挨着的是一丛红叶，抱琴仕女的身后一条“s”形的赭色竹篱笆与红叶之间是绿草茵茵的小路，竹篱笆的外面则是疏密相宜的大片竹林。整幅画面色彩丰富而又清雅脱俗，花草竹石等景物的表现技法纯熟而又富有情趣，在传统中融入了俞明自己的个人风格。这种经过精心营造的环境，树石、坡岸直至轩窗、桌椅、文房摆设，无不构成了画面烘托主题的元素。《蕉窗仕女图》中仕女所倚的湘妃竹椅、身后几案上的书卷、薰炉，以及轩窗外的芭蕉、湖石，与这位执扇眺望的仕女一起营造出诗一样意境。在色彩的运用上，俞明也有其独到之处，他吸收了恽南田的没骨画法，用色用墨清淡明洁，色相丰富和谐，使作品的格调臻入高雅。

　　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俞明与陈师曾、萧俊贤、贺良朴、陈汉弟等人一起被聘为“评议”，此职在画会中的学术地位最高，相当于导师。此时的俞明在京城已跻身于一流画家行列，受到同行的推许。除金城经常与其合作书画作品并为之推 延誉，俞明还受到另外一些著名画家如徐宗浩、陈汉弟等人的大力推崇。

　　民初北京画坛鲜有人物画家，而山水、花鸟等画科人材济济，俞明到北京后可谓一枝独秀。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即把培养学生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画会的“评议”除了互相切磋交流外，还担当教师的职责，需辅导年青画家习画。每次集会将师生们的作品展示出来，现场品评。除集体讲评外，画会还鼓励名家招收入室弟子，以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形式培养人才。在北京期间俞明就收了多位弟子，这其中有日后成为著名人物画家的徐操。自此以后北方画坛人物画家人才辈出，因此称俞明是20世纪北京画坛工笔人物画的奠基人实不为过。

　　大约在1927年前后，俞明离京南归，来到他夫人叶氏的故里，上海的枫泾镇定居，直到1936年过世。

　　枫泾是上海西南与浙江嘉善、平湖毗邻的一个水乡古镇，镇的北部有一片几百亩的低洼地，人们称其为“白牛荡”。此处夏日荷叶田田，莲花盛开，秋冬之际则芦花似雪。俞明十分欣赏这里的迷人景色，故晚年画上多题“画于白牛荡寓斋”。

　　承蒙《枫泾报》编辑赵炎华先生的热情帮助，笔者找到俞明在枫泾生活的一些蛛丝马迹：俞明在枫泾的旧居位于思古弄30号，是其夫人的祖产，该建筑为两层三开间的砖木结构，一溜落地长窗，具有典型的江南明清建筑的特色。天井中植有桃树，四周围以花墙，有中式门楣一座，屋后有竹林，留庆河环绕而过。此处曾为枫泾“桃源漾”十景之一“西窗映雪”旧址。可惜该旧居现已拆除。

　　俞明夫人叶氏是枫泾名望大族，家产殷实，故俞明在枫泾生计无忧，可以安心创作。小镇的人们对这位四方脸庞，带一副深度眼镜，平时讲话满口古文的大画家既敬佩又觉着有些另类。在枫泾老人们的印象中俞明的举止有些古怪，如求画者常常盈门，但他有规矩，想上门拜访者必须预约，否则任何人不接待。甚至有传说，他画室的窗户以白纸裱糊，以防别人窥视，因为他作画时全身赤裸，一丝不挂，连家人也不敢前去打扰。

　　生活的安定使俞明可以专心作画，生活的闲适也使得他的创作可以远离凡俗，不食人间烟火。在枫泾，俞明创作了大量遣兴托志的高士图、仕女画。其间还收了徐邦达做入室弟子。

　　米芾拜石、林逋梅妻鹤子、周敦颐爱莲等高士故实，是文人精神世界里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俞明在表现这些题材的绘画里也体现了自己的这种追求。他笔下所表现的米芾的痴迷，林和靖的恬淡自适，周敦颐的品性高洁，庄子、郭泰甘于清贫、不屑功名利禄，无异是俞明自身的精神写照。《高洁图》作于1933年,中间画二人席地而坐，置身灵石修竹之下，清旷的荷塘之畔。竹石、荷塘画得简淡古逸，极为雅致。特别是荷塘，仅以淡墨数点来表现，既让画面空灵幽远、不致迫塞，又有众芳芜秽、我自高洁的境界。惠风徐徐，荷香幽幽，修篁微动，其声清和。身经其间，澄怀观化，心赏之神契之，读来自觉一股淡雅、静逸、超凡脱俗的气息拂过心间，使人很自然地迸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想法。《米颠拜石图》，状写宋代书画家米芾的著名轶事。画家略取俯视角度，将画面集中安排在下部三分之一处，主人公米芾一袭素衣，躬身倒拜巨形奇石之下，上部留下大片空白，仅有伸展而上的一棵没画叶子的参天大树。画家以这种略带夸张的结构，突出树石的伟岸，衬托出米芾的虔诚和可爱。这件作品体现了俞明绘画在构图上自然新巧的特色，他善于留白，在画面虚实处理上意象常新。画面的前景和背景留下许多空白，既突出主题，又使意境更深更阔，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这幅画不仅在构图上给我们带来节奏变化，舒卷的树石小草还充满韵律。诗一样的意境，音乐的节拍，这是俞明绘画的又一个艺术特色。

　　20世纪初海派文化以世俗化、商品化为特质。海派画家看中上海富商大贾云集，艺术市场活跃，为了卖画谋生而从各地纷纷笔载砚聚集春申江畔。市场的好恶取向直接影响画家的创作，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舍弃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追求，去迎合买方的意愿，即使是那些出类拔萃的大家也不能免俗，而俞明处于此潮流的中心，依然我行我素。他的人物画，都有一种清逸、闲适而又孤寂的意境，特别是晚年侨寓枫泾时的作品，离群索居的静寂中，画家笔下的幽淡、孤傲与清高体现得更为充分。他沿袭了传统文人画家的那种遗世独立，通过画画来遣兴托志。这除了前面已经提到，俞明夫人叶氏为枫泾大族家产殷实，故其晚年无须将绘画作为应世谋生的手段这样的生存处境外，更主要的还是与他自身人格品性有关。可以说俞明是个将全部精神寄托于绘画的理想主义画家。正是如此他的作品能够不染时习，高标一格，唯美唯雅。

　　俞明由于其晚年在枫泾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因而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以至于后人渐渐忽视了他的存在。但在当时俞明的绘画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甚至是大力推崇。如前文提到的著名书画家金城、任堇、褚德彝等，都对俞明绘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徐宗浩于俞明画最为服膺，俞画常由其长题并收藏，其所著《石雪斋诗稿》中所收题俞明画诗达十余首，对俞烦评价极高。他在俞明《对镜晓妆图》上题曰“烦画以李龙眠、钱舜举两家为主，而兼采诸家之长，其用清劲如铁线，设色而艳淡而腴，一种秀逸之气非寻常画史所能梦见。”任堇则有这样的感慨：“烦君妙绘，真有古人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致。晚笑秋室犹当退舍，遑言晓楼翁邪，超宗凤毛，钦佩钦佩。”甚至对俞明的画“展对竟日，余亦不胜其妒也”（《蕉窗仕女图》上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