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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的人文情怀

——再谈周彦生工笔花鸟画

作者:胡红拴 2014-09-09 10:34:58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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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坛曾有一位大学者,他的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合称“乾隆三大家”。诗论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更是影响深远 。这就是曾任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广州知府)赵冀。无独有偶,三百年后的当下,岭南星空下的广州画坛也有一位客居南粤的中州人,他以“周派”工笔花鸟见长,兼攻小写意花鸟,被称“南周北何”,与何家英等称雄当今工笔画坛,他就是当代中国画坛的实力型中坚派画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周彦生

  长期以来,周彦生教授将继承和创新作为他艺术的基点,将北方的富丽凝重和南方的娟秀细腻融容贯通,从极致中求雍容,从笔法、色调、构图、立意中见诗情。他准确把握艺术的真髓,用茂盛蓊郁、灿烂、幽深、静谧的天然生趣、真趣、野趣、机趣,把花鸟画从传统的萧疏、闲适、君子在野、孤芳自赏的情趣中置换出来;他赋画面以诗化的自然,在清新明丽上发展创新。他追求清爽明丽、秀美安静的意境;他在严实的写生基础上剪裁得体,在简约的同时更突出自然的生机,并在强调的所在体现天趣。他继承传统,借鉴海外,加强线条的表现力,让线的组合节奏更具主观意念,更具感情倾向,更具张力;他赋作品以生机勃勃的境界,于无声处张扬生命的活力。他醉心于色彩调子的集合,不泥于真实的直觉,减弱固有色,强调整体色调,表现新意,使人一目了然,过目不忘;他让大自然欢快的情调,旺盛的生命力,浴去人们心中残存的丝丝伤感和惆怅,更让喜悦和热烈走出山野,回归到人们干涸的心中。他用洒脱精炼的笔墨,构铸出作品雍容的气度;他用浓郁的书香,写出极致精神

  所具有的永恒价值。从他的画中处处透出的那股祥和、宁静,甜蜜、美好,诗意、亲情,率真、质朴,阳光和幸福,无不似缕缕清香荡漾,沁人肺腑;无不似阵阵琴声激荡,撼人心魂。那花卉鱼虫,一草一木,无不从神韵中表现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万千变化;无不在细微中反映着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和谐、亲情。这生活的哲理,这特定的情感,这无限的力量,这欢快的笑声,时时都在影造着“诗”的意境和情趣,时时都在写着“美学”的宏篇史诗,更在用它独有的艺术语言,浇铸起具有周彦生独有艺术风格的新古典主义艺术丰碑。

  从这朴实、平淡的语言和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周彦生对国画艺术的执着追求。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做惊天动地之事,他有的,只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去认真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去认真从事他自己认准的事业。看他的座右铭,其实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心迹,“坦坦荡荡做人,认认真真教书,勤勤恳恳画画。”这语意的本身已很能说明他的为人了。

  老子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周彦生的人生轨迹,也又一次证明了此点。他不惧困难,勇往直前。他盯紧中国画传统笔墨之精髓神韵,刻苦钻研。他不随波逐流,苦读经典之作,以意境统帅整个作品。正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后序》中所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周彦生目前的成就,也再一次证明了此点,更是对他几十年艰苦不懈努力之回报。

  齐白石曾说:“天道酬勤”,张大千也认为艺术上的成就,并非如人们所说的“三分功力,七分天资”;而恰恰相反,艺术的需要正是“三分天资七分功力”,试想,如果周彦生没有自幼年起就勤学苦练,没有吸收各家之长,没有得到诸多名师的指导,没有在苦难中继续拼搏,没有陈金章(岭南画派重要代表人物)教授所说的“(周彦生的勤奋)可以评为劳动模范”的苦功,没有“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秦代李斯《谏逐客书》)”的志向,何来当今名满天下的周彦生?

  众所周知,提起工笔画,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宋代院体中被推到极致的那种精细不苟的审物精神和秾丽典雅、形似逼真的造型语汇。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大师名作,其精心杰构,一直影响着后人。自元明以来,水墨写意画勃兴,非职业化的文人画家,作为绘画艺术的主角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文人们为文人墨戏的合法化、正统化大张旗鼓地辩护,使得必需通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掌握的写生之技———“工笔”,变得“媚俗”、“小家子气”起来。这中间,虽有明代宫廷画家吕纪、边文进等继承两宋院体传统所绘的工笔重彩花鸟画的辉煌,但终究不过是两宋院体的余辉。倒是吴派画家唐寅、仇英等辈的工笔人物,在综合了五代、两宋的格制后,有所发展。19世纪末期,画家职业化已成无可非议的主流。岭南花鸟画家居巢、居廉,承常州派之余绪,在调和“工笔”与“没骨”画法的实践中,创立了另一种精致、优雅的写生风格。总的来说,宋以后的工笔花鸟画,虽有几次由于王渊、吕纪、陆治、恽格的相继出现,似有振兴之势,但仍不及写意花鸟画兴旺。直到清末,工笔花鸟画仍没有跳出衰落不振的阴影,其形式陈陈相因,缺乏生气,发展极为缓慢,间或停滞,以致出现了“工笔花鸟,难登大雅之堂”的众多说法。一直到了现代的于非闇、陈之佛,这一代宗师,才以别具一格的清新画风,为工笔画注入了新的生命之力。不过,就总体而言,工笔花鸟,似没有得到它应有的位置。而周彦生,就是抱着为工笔花鸟正名,为工笔花鸟争回它本应具有的艺术地位而攻读工笔花鸟画的,他立志要让这传统的经典艺术大放异彩。

  工笔画首要的基本功和表现技巧,是线条的勾勒,即唐代张彦远所说的“紧劲联绵”用笔。浮躁的学子们常由于缺乏毅力而不肯勤学苦练,甚而讥之为“缺乏个性”的“死功夫”。其实不然。正如古代论者的分析:这种“笔迹周密”的勾勒笔法,同样需要艺术家内在的精神力量。所谓“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这样一种全神贯注而达到的运笔自如,足以连绵不断,甚至“风趋电疾”。其实,对勾勒用笔,原济和尚石涛早有论断,他在《大涤子题画诗跋》中就说过“悟后运神草稿,钩勒篆隶相似”。“笔与墨会,是为絪縕,

  絪縕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得笔墨之会,解絪縕之分,作辟混沌乎,传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者得之也(《石涛画语录》)。”张彦远也说“骨气形似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而黄宾虹更说出“论用笔法,必兼用墨,墨法之妙,全以笔出”。由此可见,用笔、线条在国画中之重要性。

  线条的表现力固然是中国绘画的特长。对此,不仅中国的大师们有妙论,西方的绘画大师中,也有不少人对此有高见卓识,英国画家、诗人布莱克(W·Blake),曾把线的运用视为“伟大的艺术原则”。他说:“作为轮廓的线条愈明确,愈锋利,愈挺劲,艺术作品也就愈精纯”。就连德拉克洛瓦(E·Dlacroix)那样祟尚色彩的浪漫派,也说过“绘画中最关重要的是轮廓,其它甚至可以忽略。假如轮廓存在,是可以产生坚实而又完美的作品的”。当然,中国工笔画的线条已不仅仅是轮廓,它既可表现“形”,也可表现“神”。

  而周彦生五十年的艺术追求,数十年倾心于国画用笔、用线、用色、构图、立意上的苦心研究、经营,也确让工笔花鸟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其别具一格的清新画风,的确使人发聋振聩。他通过准确描绘表现对象的自然形态,深刻把握其内在精神,体会生命之情,将“写意”与“抒情”,富贵凝重与娟秀细腻,高雅雍容与飘逸脱俗,大气磅礴与淡淡书香,清隽典丽与浪漫诗意,作为他绘画艺术最主要的特征。

  正如著名美术理论家迟轲教授文中所讲“周彦生画中的勾勒笔法,不仅仅显示出卓绝的苦功,尤能令人感到他艺术的灵性与才气。而这种难以阐明的灵性与才气,又恰恰是划别艺术品类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他那纤细精严的线条,富于刚劲的弹性,因而饱含着生命的力量。同时又依画面的不同需要而变化为各种不同的风致:竹枝的线条是挺拔的,葡萄的线条是柔润的,葵叶的线条是潇洒的,紫荆的线条是浑厚的;梅干上勾斫的重线,有如金石的雕凿;而金黄秋草上淡淡的勾勒,好像是微弱的琴声……”

  是啊,看周彦生教授的画,确如观一部史诗,确如听一部交响。

  周彦生的工笔花鸟画,充分运用色彩的表现力,更注重于色调的统一和谐。他汲取了近代西方油画在色调方面的情感表现方法,增强画面的意境感染力,而这同时,又保持了中国传统工笔画的雍容儒雅气度。他的画没有西洋味,也没有东洋味道,有的只是中国传统工笔的风韵气质,这精严的传统笔法和端庄的构图章法,其结果是造成了周彦生特有的一种清隽典丽的新古典主义史诗式的艺术风格。

  在辞海中,古典一词,被解释为:古代流传下来被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代表性或典范性的(东西)。而古典主义,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样对它进行描述的,说它是西欧文学艺术上的一个流派。其盛行于17———18世纪,主要特点是模仿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尊重传统,祟尚理性,要求均衡,简洁,表现出反宗教权威的精神。

  而周彦生的作品,也正是在发掘传统,观察生活,彻悟人生,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所得。他的艺术,既继承传统,又有新意,更有创新。著名美术评论家梁江先生说的好,他说:“如果说周彦生的技法套路全出自传统武库,当然是不公正的。因为,特定的作品内涵,往往需要相适应的语言结构形式。细心推敲,可以发现,周彦生为了传达这样一种自然生命的张力,往往在结构上采用了“繁”的手法———密密匝匝,花繁叶茂,有些地方画得密不透风。然而,他每一幅作品采纳的花鸟品类相对单纯。在画面结构上,对块面、线条的形态、面积、走势、节奏往往有精到的推敲。该密敢密,该疏敢疏。因而画面富有形式韵律感,我认为,他常常是采用单纯化、明朗化手法处理繁密的画面。另一个不可不提的特色,是周彦生对于色彩块面和色调的处理颇有独特之处。他敢用大面积的重色,而且用得单纯,不像一般花鸟画设色的杂乱零碎。这样的用色显然已汲取了现代平面构成手法的若干因素,色彩成了构建画面调子、块面结构的有机因素。这一点,已不是传统绘画“随类赋彩”的法度所能涵盖。如此说来,可见周彦生对于作品的内涵特征和形式手法是作了一体化处理的。他的作品,透

  露着一种严谨的艺术态度,‘诗穷而后工’,而真正的好诗,却是不可易移一字,而意境都是隽永深远的。”

  是啊,周彦生的艺术确实如此,他的作品既有传统经典作品的清淡典雅、雍容华贵,又有火辣辣、强烈的生活画面,极富时代气息。那铺天盖地,气势宏伟,喜气洋洋的情调,处处弥散着古典主义的诗意韵致,处处飘荡着清新的时代气息,处处荡漾着宏篇史诗既厚重又浪漫飘逸的乐曲韵律。正如林墉先生所说“周彦生画的诗意倒是很内在很深沉的,其实,一种深沉旷达的爱,一种宽舒宁远的美,也够诗意的,这种诗意,是一种恬静的颖悟”。

  说起来,对于周彦生艺术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史诗之定位,美术理论界早有公论。著名美术理论家李伟铭教授,于十年前在他撰写的《周彦生与传统工笔花鸟画》一文中,就曾有“在当代中国画坛,周彦生是一位在精神上更接近古典意义的工笔花鸟画家”的论断,而美术评论家杨敬仲,在美术刊物上撰文说的更直截了当,他在综观中国工笔花鸟画之历史兴衰,综合近年来之美术理论文章后,将周彦生的画风定位为“周彦生式的新古典风格”。

  刘钊先生曾撰文这样评价周彦生的花鸟画艺术。他说:“正如一些专家所说,周彦生的艺术个性极为鲜明,他笔下的花鸟飞禽,无论巨屏还是尺幅,无不荡漾着温馨的丝丝心绪,其质朴、苍润、明快的艺术风格,使人感觉到一种浪漫情怀,其显著特色是寻求传统与当代的契合,探求当代风貌与个人志趣的分离,周彦生是‘推陈出新’理论的赞同者。他认为‘知陈’是‘推新’的前提,不‘知陈’,就无法‘推新’,更谈不上什么‘出新’。他坚决反对割断传统,另起炉灶的愚蠢作法。在周彦生的作品里,‘新’和‘陈’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性通联,但在实质性特征上都不可同日而语”。这也许就是周彦生新古典主义史诗的特色之所在。

  2011年9月27日夜写于羊城菊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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