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清玩专场

田黄三龙戏珠摆件

　　“文房”广义解释为文人的书斋或书房，狭义则专指书写、绘画与读书的文具，例如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士人赴殿试唱名》载;“其士人止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挟带文集。”这里的“文房”，指的是笔墨纸砚等文具。

　　“文房”一词最早见诸文献的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当时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梁书.江革传》云：“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这里的“文房”，有点类似今天的档案馆。

　　到唐代时，“文房”逐渐演绎为文人的书房。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一诗中吟追“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此处的“文房”，就已经是指文人的书斋。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学，收藏甚富，所藏书画均押以“建业文房之印”。宋米芾在《画史》中也说：“大年收得南唐集贤院御书印，乃墨用于文房书画者。”李后主是我国历史上对文房四宝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任命从易水迁居来的奚廷珪为墨务官，并赐他李姓，于是有了“李廷硅墨”，有了徽墨的起源。他又任命李少微为砚务官，用歙州产的石头制作南唐官砚，即歙州龙尾砚，也是著名的歙砚的发端。李后主的前代列祖李昪鼓励造纸，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以他的书斋命名的。据说李廷硅墨、南唐官砚、澄心堂纸与吴伯玄的笔，有徽州四宝的美誉，它们推动了中国文房四宝的发展。

　　文房清供宋代时进入收藏领域，到了宋代，南唐归宗的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斯须而阙”，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纸谱”、“墨谱”各一卷，共计五卷。搜采颇为详备，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宝，必会谈到《文房四谱》，这部书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风尚的发端。

　　其实，文房用器早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随着科举的兴盛，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于是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用器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赵氏在《洞天清禄集》列入十项内容，它们是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但当时流行的文房器物远不止这些。赵希鹄还曾写道：“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宋林洪的《文房图赞》中有了臂搁的记录，有关压尺的宋代记载也颇多，例如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等，分别记载着玉、石、檀香等材质压尺。在宋代的《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出现了笔插的形象。另外，在宋岳珂《槐郯录》中也记载着：“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漏之属，计金二百两。”从上述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在拓展它们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价值，由此可见，宋代在流行文房清玩的同时，也开了文房清玩收藏的先河。

　　明代是文玩风尚的繁荣期，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时进入了繁荣期。其时，城市经济高度发达起来，文人阶层的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用器需求日益增强。民间工匠的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从而使艺术创造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仅民间如此，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

　　正因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发达，追求这些文房用具又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最早编撰的是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曹氏与他的前辈所不同的是，学识渊博的曹昭没有就事论事地记述文玩的品种门类，而是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对文玩收藏的追尚，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他是“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的曾孙，其洋洋万言的《长物志》一书共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质环境，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臂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是直接的文房用具，此外，还编人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作者对这些文房器物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的“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

　　清代文玩存世数量最多，中国的古代文房用具，历经唐宋元明之后，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时期，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精心设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

　　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除了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阁，可以人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至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本场我们征集到清早期竹刻二乔读书图笔筒，高 15.6cm，此笔筒采用减地阳雕的雕刻技法，自然的表现伸展的蕉叶和洞石。蕉叶下二乔攻读一书;芭蕉树边，横置卧榻，上摆花觚、香炉与香具等器物。花纹雕刻精细，人物鬓发表现的丝毫毕现，精工雅致，实为案头清玩之佳品。 二乔读书图为明末清初竹刻艺术的经典题材。上海博物馆藏吴鲁珍款同题材作品场景与件相似。著录：《留风遗韵——嘉定人文艺术》82页，编号29

　　另一件田黄三龙戏珠摆件，重218克 ，天生瑰宝出闽中。“瑰宝”指的就是田黄石。田黄所产之地，既福建，寿山，田地(农田)，因它产于田中，方取名“田石”。田石无根无璞，无脉可寻，呈自然块状，无明显的棱角。它沉淀在农田中，形成和开采都很难，因稀有而见珍。由于田黄蕴藏量稀少，至今一两美质的田黄当可易金十余两至数十两。田黄石质优良，是文房印章所选的最佳印材，数百年来，可以说还没有任何一种印材的质地、雕工、传闻及价值能超过田黄的，田黄当之无愧可称石中之王。 此块田黄石摆件，选用上等田黄雕琢而成，所雕龙纹，生动传神，凶猛霸气，为当代雕刻大师的精心力作，且此田黄本身的重量、品质已说明其无与伦比的价值，极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