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多样的“云南花鸟画”

　　“云南花鸟画”可以有几层含义，一是云南人或定居在云南的人所画的花鸟画，二是专门表现云南花卉和动物的绘画。在这里我们采取笼统的含义，把凡与两层意义相关的绘画都视为广义上的“云南花鸟画”。

　　《玉龙飞雪》 张志平 138cm×68cm 2015年

　　《舞韵飞扬闹春晖》 孙建东 200cm×200cm 2014年

　　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画进行着持续的变革。这种变革一开始主要为“海派”所推动，一方面表现为基本语言的变法，将“篆、籀”笔法引入绘画，一方面为题材和趣味的改变，将前代文人所忽视的民间或日常生活的内容纳入到国画之中。二十世纪以来，这些在中国画语言系统内早已开始的变革还与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国画家们一方面学习和吸收着西方的绘画语言形式，一方面也学习着西方的观察方式，不断地扩大着创作的题材，把更为多样的民间的、异域的、边疆的、现代的题材不断地纳入到国画中。这种动力使得中国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相对保守的几十年间，也取得了非凡的创造性成就。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海拔落差极大，形成了高寒山地、温带盆地到热带谷地的多样生态圈，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群山密布的环境里。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中，云南被视为文化落后的地方，只有极少的云南画家被“文人画”的评判体系认可和赞美。20世纪以来中国画拓展题材的运动中，云南丰富的山水、动植物的自然景观以及少数民族的原生态人文景观反而成为了众多画家创作灵感的来源，云南独特自然和人文景观孕育出了一批批优秀的现代中国画画家。

　　相对于山水、人物两个画科，花鸟画在云南现代中国画中成就更为突出，有着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应该说，传统上创作花鸟画的云南画家，基本上以传统文人画的题材和标准来进行创作，笔下很少出现可以辨识的云南本土性元素。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画扩展题材的运动中，与重视“写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向相结合，才出现了表现典型云南景物的狭义上的“云南花鸟画”。

　　二、

　　从总体看来，狭义上的“云南花鸟画”，由第一代现代云南中国画画家萧士英、袁晓岑等所开创，并在第二代现代云南中国画画家王晋元、朗森、丁绍光等人的艺术探索中得到丰富，形成了多样的形式与风格并存的局面。

　　第一代现代云南中国画家以萧士英、许敦谷、周霖、袁晓岑等为代表，他们或受比较现代的艺术教育影响，或由传统的绘画训练开始，但都能够兼收中、西传统的绘画语言，尤其是都表现了向“现实主义”靠拢的倾向，开始了传统绘画向现代绘画的转变。

　　萧士英先生曾尝试以北宋的工笔重彩没骨画法来描绘云南的花、鸟景物，又在其中融合了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方法。他的创作装饰性强，因设计感过于直露而不能称为十分成功，但是被一些学者视为云南重彩画的先声。

　　袁晓岑以写意孔雀闻名全国，其实，袁先生在仙鹤、马、水牛、鸭子等动物题材的创作上都有着非凡的成就。他能够把笔下的对象真正地还原到具体的生存环境中，以精简有效的笔墨“写出”其生命力，内在地拓展了多种动物题材在写意花鸟画中的精神内涵和情感表现力。

　　第二代现代云南中国画家中，王晋元开创出了花鸟画的“大风格”——他从观察云南的自然景象出发，将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技法融合，发展出了满、繁、密、重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多截取热带雨林近根处最为古拙的枝干，并配以石头、苔藓、热带花卉，黝黑、艳丽的景物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一层层色彩丰富的景像营造出幽深、苍莽的画中世界，创造性地表现出了云南奇诡、壮观的热带雨林。

　　云南培养出的本土画家郎森也第二代画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多截取热带花卉的一枝而成，更接近于传统的“折枝画”，倾向于传统文人的趣味。他作品中的墨、色的对比也很强烈，有着清新、古拙等多种面貌。

　　此外，以重彩画法来描绘边疆题材、追求形式美感的“云南画派”画家，如丁绍光、蒋铁峰、欧欣文等人虽以人物画为主，但都创作有花鸟题材的作品。也有研究者把“云南重彩画”视为一个独立的画种。

　　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现代云南中国画画家，以深入表现当地的动植物和人文景观为突破口，创造出了多种独具地方特色、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也享有广泛声誉的中国画风格，而花鸟画的创作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一次《花鸟·云南》画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活跃在当今云南花鸟画坛上的第三、四代云南中国画画家的创作成就。

　　三、

　　这次展览中出现的张志平、孙建东、刘涌、杨卫民、郭巍、吉瑞森，可以说都是从袁晓岑先生算起的第三代云南花鸟画家里的佼佼者。其中，张志平、孙建东、杨卫民、吉瑞森走的是比较“传统”的写意花鸟画的道路，郭巍走的则是工笔重彩画的道路，而刘涌走的是“观念”为先的“现代水墨”道路。

　　在几位写意花鸟画家中，当以用笔老辣的张志平的成就最高。张志平在山水、人物、花鸟画上均有建树，现阶段又以花鸟画最为精彩。张志平对传统写意花鸟的画法掌握得十分淳熟，而且还在笔法尤其是颜色、形式构图上形成了自己的风貌。张志平的用笔总体上偏向于迟涩，给人的感觉颇为厚重，在用笔上继承了前人又显得不拘一格。在颜色的运用上，画家画中颜色新鲜、明亮、艳丽的地方，和古旧、黑灰、淡雅之处，经常是形成逐渐的过渡，层次十分丰富，对比强烈又非常和谐。在构图上，画家经常采用近距离仰视的视角，去截取荷叶、石榴、杜鹃花树等最有表现力的部分，还经常在主枝之外，远远地游离出一些分枝又绕回，配合笔法、颜色的运用，造成十分“险绝”的效果，但是又完全符合植物的生长特性。在张志平的花鸟画中，植物都具有一种野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自画家全神贯注的创作中表现出的旺盛生命力。

　　其他几位画家也都久负盛名。其中，孙建东承袭了袁晓岑的孔雀画而色彩更见艳丽，能够把热带动物放置在比较复杂的雨林环境中，较易为大众所喜爱。杨卫民擅长以写意的方法画田园生活趣味的题材，如田野中活泼可爱的公鸡、鸭子等，十分生动;近来，他还以没骨法创作了滇金丝猴的系列作品，动态多样、富有野趣。吉瑞森多描绘热带植物，笔下花、叶、石布局分明，几个大块面在形态、颜色上对比突出。这几位写意花鸟画家的创作都具备比较成熟的风格。

　　与前述画家不同，郭巍走的是“工笔重彩”的道路。他多选用温州皮纸，对之进行搓揉以利于赋色，在表现质感粗糙的对象时使用纸的反面，表现质感细腻的对象时则使用纸的正面。他经常使用英国或日本水粉，在他的笔下，苏铁、龟背竹等热带植物笼罩在柔光中，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刘涌的现代水墨观察角度独特，画家参展的作品中，有描绘家庭生活里猫跳起扑鸟的情景，有表现水族馆的景象，还有湖畔水鸟翱翔的场景，等等。在处理时将家具、水纹、芦苇等只略作交代，着力于描绘鲨鱼、海豹、水鸟等，颇富童趣。他的创作选题新颖，技法更多吸收西方素描方法，与重视笔墨的传统画法趣味迥异。

　　在前代画家的巨大成就面前，以张志平、孙建东、杨卫民、吉瑞森、郭巍、刘涌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云南花鸟画家并不固步自封，而是持续地进行着各种艺术上的探索，十分可贵。

　　四、

　　云南新一代的国画家中，满江红、陈乙源、何阿平、虎勇、李金光、赵芳等人已崭露头角，其中，满江红、陈乙源、何阿平、虎勇的创作偏向于“小写意”一路，李金光一直致力于线描的探索，赵芳则属于工笔一路。他们中，又以能够表现热烈、苍莽的热带雨林的满江红最具个人风格。

　　满江红从2007年开始创作“胡杨林”系列作品，他把西部的荒凉景象纳入到工笔画的表现语言中，初步形成了自己苍莽、古拙的画风。满江红早年在王晋元先生、郎森先生的引导下即开始涉及“热带雨林”题材的创作，在攻读博士期间，受郭怡孮先生的指导，又逐渐将创作的重点转移回了对云南本土的“热带雨林”。满江红的绘画虽是小写意一路，但极为重视笔法、墨色和形式的锤炼，在荒原树木和山花野卉的描绘中渗透入质朴、古拙的风气，又在满、密的景物布局中讲究细节和颜色层次的处理，显露出阳刚大气而又刚柔并济的面貌，十分难得。

　　陈乙源曾以工笔画创作成为云南最为年轻的中国美术协会会员，在近年的偏向写意的创作中，他注重锤炼自己的笔墨语言，并扩大自己的创作题材，将榕树、海芋、董棕、火龙果等热带植物表现得颇为生动，色彩层次也极为丰富。何阿平笔下的热带雨林总体布局密、满，而多描绘枯、残的枝干，配以长、密的多色树叶，有独特的支离和古拙气息。虎勇是袁晓岑先生的再传弟子，他在孔雀上进一步试验更为写意的画法，而在其他作品的题材选取和处理方式上更近于传统文人画。李金光近年着力于线条的探索，尝试用各种传统线法来描绘热带丛林，其中形态独特的“大头细尾描”颇为有趣。

　　在这次画展出现的年轻一辈的画家中，只有赵芳走的是“工笔”的路子。她以女性的细腻，以较高的素描功底为基础，或描绘了处于“文物”或者是文人清玩用品中的鸥、鹭等，或描绘了身处湖中的火烈鸟。从作品气息上看，她的大部分作品显得清雅、秀气，与传统工笔画比较接近，但略有超现实意味;而“火烈鸟”系列作品具有异域的梦幻味道。

　　应该说，第四代的现代云南花鸟画家虽然还不完全成熟，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努力探索，大都已具备了初步或比较成熟的个人风格，假以时日，他们的艺术创作必然更为可观。

　　五、

　　典型的“云南花鸟画”，是上个世纪中在西方绘画对传统绘画语言造成冲击的背景下，主要受到了“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而出现的，并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这个传统一般表现为，以袁晓岑先生身体力行的“将动(植)物还原到其生存环境中”为创作思想，以云南景物如热带动植物为典型题材，以王晋元先生开创的黑、密、厚、重的景物布局方式为经典图式，在颜色运用上较为丰富，等等。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现当代艺术”的冲击下，云南花鸟画家们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探索，形成了以“观察现实”为基础，多个流派和多种风格并存的局面;这种多元的创作局面，又被后来的云南花鸟画家不断地深入和拓展。

　　反思上个世纪初以来的云南花鸟画创作，“从现实出发”是对云南花鸟画家影响最为重大的原则，这一原则又可以说是真正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师造化”精神。如萧士英在将西方造型语言融入于中国画的同时强调写生，袁晓岑从“临”、“仿”传统的创作方式转为现实地观察，而王晋元、张志平、杨卫民、满江红等画家也继承了这一创作道路。云南的自然景物在传统绘画中很少出现，这就使得，要把云南风物成功地表现出来，自然地需要对传统的绘画形式进行调整，最终这也促成了绘画语言的更新;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保证了这些艺术家的常创常新。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丁绍光等人自觉地追求“新形式”，带来了云南重彩画的兴起;而当代艺术的各种潮流对云南艺术也造成了影响，这在刘涌、赵芳等人的创作中有所体现。在这些潮流的影响下，“现代题材”或“形式或观念创新”成为了艺术创作中更为重要的因素，而作品中却较少具有“可以辨识的云南元素”。不过，云南本身也有着多样的生存和文化环境，他们的创作可以说是云南城市-农村-自然的多样现实的反映。

　　云南的花鸟画家们受时代、地方的文化滋养，其中的成功者又不是时代观念的传声筒，而都体现了立足自我的勇气。艺术的创造是异常困难的，它要求画家一方面在深入生活的同时深入自我的内心，另一方面还要深入语言本身，进行微妙而复杂的表达。我们看到，一代代的云南花鸟画家均能从自己的现实生活出发，而以千锤百炼的语言，言说着自我的真实感受，最终造就了云南花鸟画的多样面貌。我们希望和相信云南花鸟画拥有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