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辨“物化成为艺术

　　早在1987年，姜吉安便获得了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展的优秀奖。1992年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同时也正式的踏入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圈。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当代艺术在迅猛的发展起来，当“85思潮”对当时的中国艺术进行彻底的批判并找寻“西化”的出路时，姜吉安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当代艺术大碰撞时期，每一位身处其中的艺术家都在探寻一种面世的方式和态度。其中的“后感性”、“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观念艺术”、“个人主义”等等都为后世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梳理出了交织在一起的不同脉络。

　　一本书和一个展览基本上确定了姜吉安整个艺术创作的发展，即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以及85年劳森伯格在中国美术馆做的个展。他从中找寻到了自己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便是通过艺术获得对知识的物化，对“思辨”的可视化。注定艺术在姜吉安那里只是一种媒介和途径，作为一个研究型的学者，他更像是中国式的杜尚(他对杜尚和达芬奇的十分迷恋)。90年代初，姜吉安已经开始通过装置来讨论“以物造物”的哲学观念，在笔者看来，他不仅仅沿着观念艺术的路径前行，更重要的是其带有强烈的解构主义色彩，并且在后来建构了“新工笔”绘画，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绘画的视觉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其个人的成就在21世纪中国艺术史中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姜吉安的绘画和许多其他同时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不同，他的创作核心脉络变化并不大，一直围绕在他带有哲学性思考的问题中。他的多年创作中积累下来不变的属性在当下已经影响到了许多艺术家。姜吉安以问题意识作为出发点，这些问题大部分来自带有哲学思辨的物性思考。其中中国哲学体系内的墨子和老庄思想与西方波普尔的理论在他的作品里不断交融。2012年创作的《丝绢》系列便是很好的体现。作品用丝绢来做绢画，让“物”回到“物”本身，让“物”和“物”之间构建新的同一关系。“思辨”在他这里变成了可以触及的视觉实体，无论是绘画还是装置，亦或是现成物，背后的知识体系完全得以实体化，这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柏拉图”艺术理论逆向的涌现，同时也带有本体性批判的意味。此外，姜吉安的大量作品都极其在乎内容的“日常性”。这一点来源于他对中国哲学思辨的深刻理解，即一切思源来自日常。所以，无论是2014年的《茶经茶事》还是更早的绘画系列作品《蛋》(2006)、《两居室》(2007-2009)，一切母题都极其生活化、简单化，寻常之间却带出深远的问题思考，这些思考都隐藏在人们通常思考的“禁区”中。第三，姜吉安重新对感性进行重置，其主要“战场”是在视觉经验的重建中。作品《两居室》以素描的视觉体制为基础，让人们的视觉经验与视觉真实性发生矛盾冲突，最终回归到视觉问题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探讨上。这种探讨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却让诸多当代艺术视觉化经验的构建问题上得以“显影”。第四，是对传统的当代性呈现。从姜吉安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秉持和热爱，他并没有选择在80-90年代中“全盘西化”，而是选择在对传统思辨的情境下进行他所理解的“物化”，而随之带来的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当代性的滋生。第五，是对于“感通”方法论的建立，或者说是“以物观物”的方式。这是姜吉安看待这个世界的某种方式，已经不再局限艺术的本体。

　　姜吉安，在中国当代艺术史里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因为在如此变化巨大的当代艺术情境中，保持的是一种清晰的艺术脉络和研究心态，实属难得。回头来看，他并非是以一位艺术家身份进行创作，而更多的时候，用日常的“思辨”在艺术领域进行“物化”，是这位思想者的特质。他与不断变幻的“新绘画”、“观念艺术”等当代艺术家迥然不同，他走在一条更加僻静的小路上，不是形而上的离开世俗，而是在反向的提醒着我们如何警惕我们遗忘的“思辨”功能还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