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

　　1992年10月20日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在广州中央大酒店展览中心开幕。展出作品近400件。主办者以建立中国自己的艺术市场为宗旨，调动国内企业集资投资，获奖作品奖金高达45万元。这次活动对推动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199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春天，艺术界也不例外，我们在1993年第三期的《江苏画刊》读到了《一九九二年中国美术界十大新闻》(包括：首届广州油画双年展备受瞩目、中国大陆出现艺术品拍卖、文献展材料规模空前、’92青年雕塑家邀请展出台、美术报刊开办再掀高潮、画坛又起“波普”潮流、中国前卫艺术作品开始进入国际大展、国内举办大型中外交流美展及学术研讨、圆明园画家被大规模曝光、一些大陆前卫艺术家被海内外画廊代理)，其中的第一条便是“首届广州双年展(油画)备受瞩目”，原文如下：

　　将此列为九二年十大新闻之首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尽管有人对此展览的权威性与学术性提出疑问。于九二年十月开始的“双年展”展出作品近400件。此次展出与历次大型美展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主办者将建立中国自己的艺术市场视为宗旨。(二)以国内企业集资进行投资方式出现。(三)获奖作品奖金高达45万元。在具体的操作上又有以下特点：(一)评委由批评家担任。(二)艺术主持具有终审权。(三)先制定规则后操作，评选过程和评语向社会公开。(四)法律配套，体现合法性。(五)宣传攻势。由于这次活动在国内属首创，不尽人意之处也多有暴露，如批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一些艺术家对作品的定价有违市场规律的一面、主办者个人及集体素质问题等都被提出。无论如何，此次活动是推动中国艺术市场的一次大动作，它的开创性可能在今后更加显露。

　　同样在1999年12月18日《北京青年报》第16版“视觉艺术”中，“广州双年展：批评家操作与艺术市场启动”也被纳入了“影响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九件大事”中。

　　在《艺术·市场》和其它艺术杂志中，关于批评和批评家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普遍的论题，这不仅是因为艺术领域的写作者大多是批评家，更主要的是，这些批评家一开始带有极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希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清楚，过去官方美术家协会的展览方式已经不适应年轻的艺术家的艺术工作，其中既有涉及艺术标准的意识形态问题，又有经济上的危机，因此，他们既希望市场给予新的艺术以青睐，又担心商业化浪潮腐蚀了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他们认为艺术毕竟不是为了金钱而生产的，她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无限指标。

　　“双年展”的评审机构包括：艺术主持、艺术评审委员会、资格鉴定委员会、法律顾问、公证人、秘书处。参与艺术评审委员会和资格鉴定委员会的批评家有吕澎、邵宏、杨小彦、严善淳、易丹、祝斌、黄专、彭德、殷双喜、皮道坚、易英、陈孝信、顾丞峰、杨荔。在展览的资金方面，是由企业完成对展览的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展览进行的顺利行与学术性。

　　“规则在前，评审在后”是“双年展”评审工作的总原则。所谓规则，包括了评审机制的认定和评审原则、标准、程序的确立，以及安排评审机构的工作职责。“广州双年展”评审机制是以艺术主持为中心、评委和鉴委共同参与的评审制。确立的评审原则包括：依法原则、学术原则、平等原则、责任原则、保密原则。在评审标准方面，则确立了“以学术标准为主，以商业标准为辅”的评审标准。“双年展”采取了艺术主持制度，赋予了艺术主持相应的权力。他主持整个评审工作，拥有获奖提名的最后终裁权，他是协调评委与鉴委关系的中心枢纽。“双年展”在学术上的倾向性主要是由艺术主持的学术立场以及判断能力所决定的。艺术主持的工作与权力事实上接近国际大展中的策划人，但是，“双年展”艺术主持人的出现不是对国际性大展策划人制度的了解，而是一种分析与想象的逻辑结果。“双年展”设立了评审委员会和鉴定委员会，目的是通过“两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艺术主持人的权力，防止出现权力的滥用，以保证“双年展”评审工作尽量地做到客观、公正、严肃，保证学术导向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两委”以论文形式提供了基本的学术背景;在学术上，对“双年展”做出了全面而客观的学术评价，通过推荐获奖名单和参与投票以及撰写书面评审意见书，为艺术主持的最后终裁和提出学术结论提供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学术基础，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制约了艺术主持的权力。

　　广州双年展为在艺术市场中建立批评的权威性而创建的一套学术操作规则，成为90年代批评家策划展览的一个基本模式，即借助民间经济力量来完成一个学术构想，或者也可以说利用批评家的学术身份说服和引导投资者向当代艺术靠拢。批评家们在90年代策划的学术性展览基本上都没有离开这一模式。批评家将希望寄托于民间经济力量的介入，目的是实现艺术‘自治’，以摆脱政治的干预。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常常陷入尴尬的处境，但出于一种学术责任，他们还是一次次的勇往直前。[13]广州双年展所确立的不仅仅是操作方式上的“模板”，更多的是学术的规范性。从展览的“奉告”[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奉告]到展览的精美画册以及学术研讨会(评审学术文献)，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州双年展将企业、艺术品、媒体、市场、艺术家、法律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今日，这个展览仍在为我们现在进行的各类展览提供参照座标与评介标准。而当时吕澎主编(执行主编)发行的《艺术·市场》所起到的平台作用不容忽视，它不仅将艺术家推向前台，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国际艺术市场和展览的国际化运作，为展览的制度提供了很多的可依之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