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泊无所染——谈杨卫民花鸟画艺术

　　杨卫民在2008年第五届西部大地情获得金奖的作品《丽日》，描绘了滇西地区惯常的景色。数株芭蕉生长于村头地间，而略显焦黄的蕉叶穿插横陈，其下一群火鸡悠游饮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画面上墨痕松动，在不失润泽墨色的同时，又强化了中国画线条的表现。同时，杨卫民刻意递减主体之外的色彩明度，以墨色的变化作为作品的主调，色彩以一种简约的构成方式，起到了衬托的效果。画面中，唯有火鸡鸡冠上几点颜色牵动着人们的视线。对题材的地域特征的强调，以及在艺术表现方面的自我完善，契合了本届画展“茶马古道风，红土高原情”的主题，同时，以中国画传统笔墨成功地表现了特定的地域风格，是《丽日》获奖的重要因素。

杨卫民《凉夏》180X120（cm）2012年

从中国画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黄家富贵”还是“徐熙野逸”都是中原传统绘画范畴内的风格分野。换句话说，云南作为所谓的“蛮荒之地”，在绘画方面除了全盘接受主流美术的影响之外，鲜有作为的空间。中原地区的中国花鸟画创作，有着极强的文化内涵和创作传统，可谓一脉相承。就文人画而言，得历代文人推崇的“书卷气”，是以传统文化为核心，尤以“禅宗”理念为胜。苏东坡、米元章、赵松雪、王竹斋、徐文长、陈白阳……历数中国历代画家，得大成就者，皆受益于斯。所以说，中国画传统是以文化内涵为重，而不是以表现题材和形式为重的。这也就是历代画家即使表现单一雷同的题材，却不断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杨卫民《春声》180X120（cm）2012年

对于云南而言，历史上文人遣兴之余的逸笔草草，书法尚有游宦三迤的阮元、王文治等人。而绘画方面，却一直缺少主流文化的直接影响。除了极少数的本土画家，在自身禀赋与机遇的双重眷顾下，在中国画坛有所作为，但对云南绘画整体形象的提振无以为继。担当和尚游学于董其昌、陈眉公等大家门下，援禅入画，誉为“禅画第一”;钱南园书法取诸颜、欧，善画瘦马，号称“滇中第一完人”;缪嘉惠清宫捉笔得慈禧赏识。除此，多有乏善可陈之撼。缺乏脉络清晰的文化传承和深厚底蕴的艺术传统，导致了云南中国画的积弱难返，一直游离于主流文化体系之外，处于一个被日益边缘化的地位。

《秋歌》 杨卫民 145m×180cm 2014年

直至20世纪中后期，周霖、袁晓岑、王晋元、朗森等人对地域题材的强调和对传统技法的传承和革新，使得云南中国画花鸟创作，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途径。其中，周霖获得的 “三超”赞誉，使得云南传统中国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袁晓岑的意笔孔雀，让这一题材成为云南花鸟画的符号;王晋元用中国绘画传统笔墨，以满、繁、密的画面构成，表现出亚热带雨林独有的审美意象……

《林中絮语》杨卫民 200cm×460cm 2012年

面对云南地域特定的表现题材，在中国画创作中，往往有取舍两难的感觉。特有的表现对象在传统绘画中，并没有为我们准备相应的笔墨技法;而略带病态的折枝花鸟完全无法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画这一特定概念，应当在某种约定的方式中完成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云南特定地域中的花鸟画，必定是发展创新中的“新发芙蓉”。所以，接续花鸟画的上千年以来一脉相承的传统，同时表现出云南特定的审美意象，在某种层面上达成审美的意义，这是云南花鸟画家数十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

《欢乐故乡》220×191cm 2015年

就个人风格而言，王晋元通过对画面构成和技法的创新，以全景花鸟的表达方式，描绘了云南特定题材。并且，以全景花鸟的形式创造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私淑王晋元，对相关作品的借鉴使杨卫民获益颇多。但就个人绘画风格而言，杨卫民画面的润泽华滋与王晋元的苍莽斑驳，在审美感受上有着本质的差异。在《一花一鸟见精神》中，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王晋元作品中，在古藤老树、苍苔地衣间那一丛野花，颇有“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的意味。而杨卫民笔下那一枝春花，却是“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这样的审美差异，在杨卫民探索自我艺术语言的过程中，表现得愈加明显。

　　艺术家的个性体现在中国画创作中，即使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是对于题材和手法选择的一致，也表现出些许的差异。一如画竹：文同的“胸有成竹”在笔下是生趣盎然，而郑板桥的“卧听衙斋”在笔下是萧疏戚寂;又如画梅：王冕画它是“羌笛吹它不下来”的高洁，金农画它是“刘叟花前说年少”的超然……而就云南花鸟画而言，已经突破了传统绘画的局限，所以，个性的体现和个性的最终张扬是必然的结果。从某种意义而言，“以小见大”的传统折枝花鸟已经成为了花鸟画的审美惯性，而云南的“大花鸟”的铺陈繁复，往往引起画坛的争议。作为地域性极强的花鸟画而言，云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王晋元对热带雨林的描绘，让人们的眼睛第一次适应了“繁、满、密”的构图，而王晋元也达到了“密可走马，疏不透风”这一新的美学境界。杨卫民更像一个折中主义者，画面中的“满”通常是一挥而就的色块，润泽饱满，避免了细节刻画的琐碎。而折枝花鸟画单薄柔弱的沉疴，在杨卫民不断穿插呼应的线条中痊愈。

　　“留得残荷听雨声”是中国文人挥之不去的情结，是一种品味寂寞的方式;而对在山水画中“残山剩水”的描绘，亦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颠沛流离的心态写照。中国人所谓的传统，会执拗地保留着一代又一代前辈积淀下来的情感。并且，四季转换的分明给人的内心带来感伤，类似“萧萧木叶下”的无奈，“水暖鸭先知”的欣喜，在整个过程中得到了强调。并且升华到人类存在的某种认知。而“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的对照，“物是人非”的喟叹永远盘桓在中国文人的心头，挥之不去。偶一思忖，便会痛彻肺腑。艺术相通，于是人类的情感相通。所以，对山水，对花鸟的玩味，实则是对人生况味的思索。那些郁结内心的惆怅，萦绕在文人画家的脑海，投注在游走的笔端。即使画面中没有太多的痕迹，但这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恒的情结。对于传统审美价值观取向，杨卫民显然有着自己的选择，他一扫传统绘画中那份沉甸甸的压抑，张扬着元气淋漓的生命力。究其缘由，一方面，与杨卫民豁达开朗的性格有关。另外一个方面，和云南的地域和气候有关。两相结合，使得杨卫民的画面中充满着阳光，充满着对自然的热爱。而每年在云南山水间与两三同好的徒步旅行，已经成为杨卫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传统的花鸟画家不同，他的画面中没有符号化的重复，而是对造化中一花一鸟的再现。而三迤大地又是如此生机勃勃，所以，杨卫民画笔下充溢着生命力——如此生动，如此真实。

　　一直在思忖王阳明的话：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灿然”。当时在拙文《一花一鸟见精神》中也曾提及，而行文至此，突然有所领悟。王阳明，这个曾经被放逐的中国文化的背影，想必在某个时刻，面对林中一树寂寞绽放的花枝，突然视线模糊——那份不期而至的感动，经过这个伟大的心灵才得以如此绝妙的阐释。不必经由王阳明生活中如此这般的磨砺，在寻常生活之中，亦会与之契合。春日游走在昆明西山，路旁的一树玉兰花始终牵引着我的视线。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山，有时就是为了和这一份感动邂逅。习惯行走的杨卫民，或许已经把这样的感动定格为画面。所以，欣赏杨卫民的花鸟，不经意间总会想起王阳明，想起“此花与汝灿然”的当口，那种欣喜有加的灵犀相通。

　　润泽的墨与色，寄情的景与物，是杨卫民花鸟作品又一鲜明的特色。尤其最近一年来，杨卫民的用色愈加大胆奔放，在墨色淋漓的映衬下，夺人眼目。夏日雨霁后，烂漫舒放着的野花，那抹亮色是如此灿烂;而出岫轻云中的空林，寥寞中又蕴涵着大地勃勃的生趣。惯常折枝花鸟中那种孤芳自赏的状态，在杨卫民的笔下一扫而尽，涤尽俗态。破出传统章法窠臼的花枝，几只在枝头跳跃的扁羽精灵，让人满心都是欣荣的愉悦。润泽的色调与水墨，形成了杨卫民特定的画面特征。墨色交融，雨后清新的空气仿佛扑面而来。这一切，杨卫民都信手拈来。而《丽日》一类的作品让人置身某个不知名的村落，目之所及，家禽安闲地悠游，仿佛可以听到鸡群觅食悉嗦的声响。而画面背后，那种对田园生活的讴歌，以及寄寓在其中的感情，让人动容。杨卫民《故园》系列中，一堵颓墙，几行青瓦，空荡荡的院子，无人倚靠的竹椅，一杯飘香的清茗，而跳跃嬉戏的麻雀，带来了些许生气。这一切，难道不是我们曾经有过的精神家园么?而我们什么时候永远失去了呢?生活中的闲适，不仅仅可以安顿形骸，更重要的可以安顿我们疲惫的心灵。

　　杨卫民是一个真诚的人，早年生活过的滇西某种气息一直让他割舍不下。创作题材与之有关，而杨卫民一定要回到德宏的画室才感觉自如。而和童年相关的一些记忆，成为他绘画作品的细节。当他娓娓道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细节竟然如此的鲜活。画家可以用笔墨追忆似水流年，在作品中抒发着自己的情结。杨卫民用中国传统笔墨以及精神状态，充分的表达了对乡土的热爱。并且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体味到了久违了的澹泊与安详。在藤椅上倒头而睡的芦花鸡，散落着不入其他画家法眼的时蔬……目之所及，都是杨卫民对故乡的记忆。笔下用情，无论表现什么题材，都可以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近年来，杨卫民在花鸟画创作上着力尤勤。两者的结合，杨卫民取得当下的成就亦是情理之中。

　　在杨卫民喜爱的庭院里雅集清谈。一抬头看到了绽放的紫藤，在老树之间摇曳。正所谓：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所染，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空寥廓同流。

　　面对杨卫民的作品，信然。

　　作者：汤海涛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