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琨其人

　　知道王琨同时见到他的面大约是在十年前的一个晚上。那时我们要做一个油画的画廊，不熟门道也不知这行里的深浅，属于两眼一抹黑的那种。朋友说，有个人你一定要拜到，语气不容分说且有些神秘。晚上我们没来得及吃饭，左转右转，走河边过小桥，终于，绕过一个批发市场到了王琨的家。脸盘大、眼睛小，常笑，和蔼。算是初次认识了他。朋友说，王琨不善长谈，有时还会来些淡漠，所以，开始我们没有展开多谈的架势，只说些眼前而陌生的话，再说我们还没填饱夜间的肚子。谁知他太太杨轩的茶水倒了一轮又一轮，我们也被王琨的谈性弄得耳红眼热，一发而不能关闭耳朵：有鼓励也有冷水，从天津油画的状况到全国的艺术局势，从艺术市场的培育到艺术家的道德诉求等等，简直是一堂大课，直至午夜当口，仍未见主讲人有收敛的迹象。中途，同去的宋新辉同志几次起身未果，坐在一旁骚动。末了，肚子不容分说嚎叫起来，我们才不好意思起坐告辞。出至门外，小宋一个劲儿的叫苦：这日子没法过了！

　　好一个不善长谈的王琨！十几年过去了，那一夜的王琨已经成为我们心里王琨的影像定下格来：十足的知性加上七分的感性，还有偶尔的忘情。一个艺术家（王琨不爱这样的称呼）有如此知性和感性的平衡挺难得，尽管我喜欢十足感性甚至有些偏颇性情的人。

　　儿子，父亲，丈夫，兄弟，姑爷，油画家，杂志编辑，朋友等皆王琨之身份。角色虽繁虽累，也有难言的苍茫时分，但他都爱意为之且一贯的情真意切。如此，他易怀旧，但不像旧照片，不发黄，忒鲜活，总是透着感动。

　　后来，我们成为了见面不多，电话不多，但一有机会就说个没完且越说越上瘾的朋友。一个冬天，晚上11点，王琨开车我坐车（总是这样）从北京往家返，不料高速堵塞，滞留。外面很冷，看窗外漆黑的夜，关了车灯，打开音乐和热风。奇怪，暖气和声响一经混合，竟把寂静蒸得叫人特别想说话：

　　王琨：老杜，我看你心态特别好，对什么都无所谓，挺松弛，自然，也比较知足。

　　老杜：无为的人在有为者眼里恐怕总是这样。在我看来，你到是挺单纯的，一门心思搞你的油画和杂志，权利欲望值较低，对物质的欲望也很有节制，适可而止，能控制。

　　王琨：还行。咱这个岁数的人，你说还图什么功名，画些画，有个乐趣，能养心养家，还是顺其自然一点儿好；咱把杂志尽量办好，对得起掏钱买书的人，少挨点儿骂就够了；再者有几个好朋友，有事没事，喝喝茶聊聊天，红黄蓝白黑的段子说上几口，说累了各回各的家，知足了，别跟自己较劲，没用。其实，人到最后，剩下的东西没有几样是自己的，除了好身体和好心境。你说呢？

　　老杜：这些对你相对容易做到。尽管你也在体制内，但你还是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做你的艺术。

　　王琨：其实也不是，也要看你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就拿《中国油画》来说吧，你知道，有很多东西你是不能完全把持的，尽管我是什么执行主编。你觉得有必要上的东西上不了，不满意的东西又必须上，怎么办？是坚持你的想法还是妥协？这也有类似哈姆雷特一样的犹豫和延宕。我一般的做法就是该坚持的就坚持，该妥协的就妥协，讲究点儿技术处理，但是原则问题决不做缩头乌龟，只要对杂志好，对读者好。我也不想通过杂志求什么官爵。你《老杜说画》就是个例子。不用给你说内幕，反正不容易。我觉得，老杜，复杂的事要简单处理，简单的事要复杂对待，这跟画画一个道理。该简单的决不刻意无缘无故让它复杂起来，也决不在复杂的情形面前做天真无邪状。

　　老杜：我这个人对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东西有一种血缘似的护犊子情结，比如听到有人批评《中国油画》，心理就不是滋味，好像是自己的过错，不知你是什么感受？

　　王琨：我知道你这话的潜台词。其实，我最知道《中国油画》问题在哪，自己的孩子自己最清楚。无论大家说什么，我知道我的底线，就像刚才我说的。有一个事实你应该清楚，就是市场。杂志的市场化是一条正途，但如何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环节要相应改变？现在从上到下都不是很清楚，也不去琢磨。比如《中国油画》读者的阅读要求很高，要学术性、也要可读性，可是要想做到这些实在很难，做不好杂志还得赔钱，完不成经济指标。因为有些学术性的稿子和重要的艺术活动介绍，杂志不仅没有收入还会有支出。靠广告，咱这种专业杂志受众又很窄，没办法只得搞些收费的稿子，这样质量恐怕就会打些折扣。怎么办？只有带着镣铐跳舞，在坚持学术性和高水准的原则下，在允许的限界内搞些平衡，这是一件无奈的事。但是，你也看到了，我努力开一些水平高一点儿的专栏，就是想塑造杂志的学术形象，但我决不搞所谓的空洞的华而不实的煞有介事的学术，要搞大家爱读的学术性。

　　老杜：看的出来，你在有意去“学术化”或者叫做绕着所谓的“学术化”走，特别是在《中国油画》的“编辑手记”里。

　　王琨：我觉得“学术化”好像是学者们的职业要求，不是不好，是我做不到。我追求的是意义，只要能把意义从你的表述中说清楚，说得越清楚越简单越通俗越好。如果只是为了使你的表达显得更“学术化”一些，甚至更“傲客”一些，而伤了意义的筋骨，伤了受众的接受力，以至人们一翻到你这页就头疼，就pass掉。因为他不是学者，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受者，不需要硬着头皮去“理解”。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拒绝接受你的信息，你的东西再深刻再深意存焉也是枉然，这就等于自废“武功”。再者，我自己觉得把意义写得通俗一些，简洁一些，有趣一些，是个很高的表达境界，比较难了，越写越难写。

　　窗外还是很黑，车里还是很热，高速还在堵着，看来，两人的白话还得进行下去。

　　老杜：但我感觉你的东西有点儿“楞”，容易得罪人，不像我，谁也不认识，在圈内没有老同学、老朋友之类，说轻说重无所谓。

　　王琨：我老婆也这样说过，怕我得罪朋友，没法在圈里混。我是不如你方便，但我对事不对人，没有个人的恩怨在里面，我想大家会理解。再说，老杜，咱费了半天写的东西，不疼不痒，不温不火，虚虚忽忽，假了巴叽，有什么用，还写它干嘛，咱也不需要它缯饭钱，图的就是把心理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对错先不管它，就得真实，有意思。否则，咱们摆弄一点所谓的文字真是受罪，也对不起咱费的那点儿功夫。我倒不是把自己写的东西看得如何了不起，如何惊天地泣鬼神，如何如何如鲁迅老先生那样吃草流奶，只是好玩，有乐趣，能享受把文字和意义粘在一起的成就感。好在咱是画画的，写东西只是玩票，别人不会要求太高，叫咱有空儿可钻，不过如此。老杜，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体会，有时你写上劲儿的时候，根本就想不到你怎么会这样写，会得罪谁，一切都忘了。

　　老杜：我还记得你那篇《火山堆雪》，就像说相声，抖包袱，有声有色，节奏掌握的好，还有悬念，一切要说的话都等着包袱抖响的那一刻。我发现你对细节的观察和挖掘是独到的，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叫人觉得在艺术的视界里，压根就没有腐朽的存在，全部都伏在那儿，等待着惊人的亮相。

　　王琨：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存在都有与人的本质相联系的东西，好像有一种活的物质等我们把一切联络起来，就像“火山堆雪”那道菜。如果你学会用“异样”的眼光看身边的东西，就会有惊奇的发见，它就会瞬时把你心里要说的话激活起来，并同它捆绑在一起。把意义赋予某种事物或事件身上，而且得体有趣，这是我们老祖宗了不起的家传，是了不起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发现人的意志与自然存在的内在联系，就等于找到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找到了自然中人的影像。这是人类智慧的伟大投影，而自然就是那块硕大神奇的幕布。

　　老杜：有点儿哲学兮兮，但有意思。看得出来，你精力旺盛，不像快五十的人。看你全国各地跑来跑去的组稿看画，叫我早就累趴了。

　　王琨：还行。也是没办法，编辑就是为人做嫁衣裳，别无选择，只是你不要把它当作负累就行，要学会从中找乐趣。遗憾的是画得太少，想画的东西还没画出来。

　　这是我同王琨印象最深也最煞有介事的一次交谈，而且是在困顿苍茫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