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八十年代”参展艺术家刘国夫访谈录

　　罗玛：相对于西南或者说四川的当代艺术阵容，南京往往给人“一盘散沙”的印象：艺术家的创作状态相对个人化，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更加游离，对于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刘国夫：“一盘散沙”的状态在南京已经持续了很久，并不是新问题。什么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就是不集中，这个不集中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可能因为南方人非常聪明，极具个人智慧，所以不把别人的东西放在眼里，骨子里有一种排他性，也不容易抱团，而这种不抱团的态度，其实也是对政治的一种弱化。从传统来看，江浙一带的生活相对安逸和富足，与北方相比其生活状态和方式也更加的散淡和个人化。换句话说，北京或者说北方的很多画家之所以适合搞出有力量有政治意识的当代作品，是因为北京毕竟是政治中心，即便在出租车上司机都会和你谈政治，很多类似信息的刺激，来源会比江浙这边更多一些，也更容易形成向心力。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江苏（或者说南京）的画家之所以长期以来都是单打独斗、各自为战，是因为没有出现本地成长起来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不像四川的艺术家，有成功者的阳光普照，下面自然就会有一批跟随的人出现，并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就艺术本身而言，可能个体的东西更有价值，那种目的性、策略性很强的东西，对艺术其实是一种伤害。艺术创作本来就应该是静悄悄的关起门来各自为战，不应该有策略性的、同质性的东西来影响它、控制它。从这个角度来看，江苏当代艺术的整体影响力虽然较散、较弱，无法形成一个整体面或许反到更有价值。

　　此外，说南京人不团结其实也不尽然，从某个角度来说，南京的艺术力量不仅是相当的“团结”（这个“团结”指的不是当代艺术圏），而且“团结”得及其坚固！这种“团结”来自哪里？来自体制内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某些艺术院校的传承，从留校的学生开始，直至当代艺术以外的某些力量对话语权的掌控，这种极不健全的“团结”，也是导致江苏当代艺术生态萎缩的一个原因，另外传统水墨阵营的庞大及一贯的读图方式也是影响江苏当代艺术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罗玛：南京这几年也出现了诸如“幕府山”“草场门”这样的艺术园区，当代艺术的氛围越来越活跃和浓厚，这是不是预示着在整体的面貌上会有一个改观？或者说会有一种整体协作的可能?

　　刘国夫：艺术家在某个园区里群居创作，并不意味着谁想影响谁，谁想借助谁，就艺术家个人而言，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有智慧的还是没智慧的，都具有排他的心理，他们聚在一起的唯一理由，无非是想寻求一个更加净化的氛围来做个人的事情。所谓净化的氛围具体来说，就是我出门的时候看见的可能全部都是同类，看到的全是跟艺术有关的信息。但在一个普通社区，我们视线内的东西可能完全与艺术无关，而在“幕府”这种厂区，这种大的后工业遗留下来的建筑，与我们通常的生活环境保持着一定距离，可能跟艺术本身有一种默契的东西。

　　罗玛：我知道当年“红色·旅”成立的时候也曾向你发出过邀请，但由于你当时远在新疆就没能加入。作为一个与“红色·旅”擦肩而过的艺术家，你对这个团体的出现以及消失，有什么看法和感受？

　　刘国夫：因为对学校教育的失望，我毕业以后去新疆无非是想远离某种东西，但在新疆直至2002年前都没有进行正真意义上的创作，一切都是从2002年底开始。就我个人的记忆，“红色·旅”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消失，这其实是符合文化学上的一个规律，就是越聪明智慧的人越是独立的。换句话说，智慧本身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感来自他对世俗价值判断的不认同。从另一个方面看，人们之所以有时候要组成一个团体，是因为个人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够有说服力，因而需要借助大家的力量来进行一种对抗，正如当年“红色·旅”的出现，可能就是要和某种意识形态进行对抗。然而当他们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的个性很快又回到他们体内，而个性这种东西是带刺的，保持一定距离尚且还好，一旦靠得很近必然会刺痛对方。这种带刺的东西是江浙这一带人个性中最大的特征，这个刺可能是智慧，这种智慧或许来自几千年的修行，或许来自那种极度个人化的敏感性。说到底，团体其实并不重要，特别是对于艺术而言。革命可能需要很多人组成团队的力量，去战胜另外一种势力，而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拒绝以团体的形式去纠缠，因为艺术需要的是个性，艺术的突破不会来自群体，它一定是在个人品质上的突破，所以任何一个团体到最后都会瓦解，瓦解的原因很简单，每个人的价值观、生活经历、价值标准不一样，最终都会以个人的方式去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