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主题自然相遇

　　黄：画“洗澡”的时候，有很多人念念不忘原来你早期作品的那种东西。从市场来说，早期时候的作品也未必市场比后来的“洗澡”好，但仍然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你早期时情节性的东西。特别是你的那种比较私密性的情节。

　　宋永红：一个画家的成长过程和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当时的处境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比较突出，与国家体制对抗的东西比较突出。坦率地讲，一开始我对政治不是很敏感，只是对人的情绪化的东西非常敏感。人的生活状态所反映的个人情绪也好，群体情绪也好，从情绪状态上来讲我非常敏感的是这些。至于那种大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我第一不感兴趣，第二也不敏感。我前一段时间在美术同盟上看到了朱其刚刚写的一篇文章，谈到在九十年代中期，对两个艺术家的忽视，关于个人化倾向的一种忽视，一个谈的是我，一个谈的是曾梵志。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由于你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发展过来，如果谈到市场的话，实际上很多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关注当时比较突出的艺术家。从艺术价值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东西。一个艺术家他的成长过程是不同的，成熟期是不同的。像水果也好，树木也好，它的品种不一样。 当时我很感激有那样一个特别好的时代背景把我托出来了，包括当时很重要的一些评论家，像栗宪庭这种很重要的评论家把我提出来，在那样一个群体里面被提出来，我觉得是特别幸运的。社会对这个艺术家的选择，和艺术家自身的选择，是不是完全的那么对应，是不是特别好的完美体现这个艺术家的价值是另外一回事。

　　黄：因为你的作品，最早的时候比较私密化、生活化，对社会大环境有一种有意无意的忽略，我认为是这样。我当时写文章也说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你是没有靠中国符号来进行创作。我觉得你在九十年代出名的艺术家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后来没有走到当时你们一起共同出来的艺术家现在的位置，我觉得你的位置是比较吃亏的。但这种吃亏我一直认为是跟你缺少红色中国的因素有关系的。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出来的第一批人基本上全是靠着红色中国的背景出来的，而你其实没有，你更关心个人的感受，更关心自己对周围风吹草动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可贵的东西，它应该是更国际化一些。但现在这种环境反而使这种东西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现在，到2000年以后，大家又开始往个人生活化的道路上在走。而在2000年左右你出现了“洗澡”系列，大概是99年左右吧，而且后来坚持了很长时间，关于当时这批作品，那天我在香港跟张颂仁聊天，他认为2000年前后，中国最值得记忆的绘画是宋永红的“洗澡”，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更喜欢你那种情节性的绘画，相比较“洗澡”而言。这回你又走回情节化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特别乐意看的一个情景。你能不能讲一下，从情节化到“洗澡”，又从“洗澡”回归情节化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宋：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从一个复杂到简单，再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实不是，在我内心来讲有很多要说的话。开始就表现出这种状态：比较杂，各种类型都有，甚至有些材料的、装置的、抽象的、情节化的或者是肖像的，各种各样的类型都有，早期比较混乱。后来到所谓 “玩世”时期，归纳到跟社会的隐私性或者是一种荒诞的情节有关系的一组绘画。就是95年，当时张颂仁做“灼热的现实”的那批东西，好像是集中在这么一个点上。但实际上作为我个人来讲，不光是这种东西，但是在画“玩世”这批东西的时候，一直围绕着很多问题，不光是取材的问题还有技术上的问题，还有一个梳理的过程。然后到了97～99年这段时间实际上是一个特别艰难的时期，从手法上和个人生活处境上，整个的状态还包括参加展览的次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从里面拔不出来，陷到一个困境里面。到了2000年以后，才突然找到这么一种语言，怎么样更简单、更直接地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它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工作，而这个过渡性对我来说，就像水一样，它同时也润滑了我别的一种思路，它是一个很好的提升的过程，它解决了我很多问题，包括技术问题，包括对绘画图式化的认识，包括绘画和整个生存现实的距离，这种紧密相连的关系。“洗澡”这个主题，从2000年开始到2005年这段时间一直在画，因为主题不是一个坚持的过程，作为一个艺术家，绘画的模式也好，样式也好，它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到一定的时候，5年时间我认为是不短的，内心里面在第四年或者第三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萌发了，想要有一些变化。到了05年的时候赶上了做新的个展的这样一个契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挤压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有一些变化。然后我就开始重新收集自己在这些过程中储存的信息，好像是又回到了从前，其实从整个状态讲，这批画比“玩世”那个阶段更冷一些。我认为是这样。

　　黄：这批新画有一些是根据过去积累的一些草图，原来没有画过的一些草图重新创作的。在用过去的草图创作这些新作品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新的转变？

　　宋：肯定有。过去的草图它只是一个纪录，它纪录了我内心的一种感受，实际上跟我当时的生存状态有关，也许一个草图也有一些信息在里面。今天再画的时候，已经带到今天来了，就是重新画了张新画。或者同一张草图10年之后再画那又不一样了，是10年之后的那个现实，一定是带着当时的那个信息，所以草图只是一个信息，是我从个人角度关注信息的一个载体，就是它随着你的时间变化，随着个人对绘画从语言上，对绘画各方面的一些理解的变化而变化，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黄：你刚才也说了，通过洗澡你有一些对图式的新认识，对色彩和对其他方面的一些认识，也都带入了你新的绘画中来。你自己觉得这批新的绘画和过去的绘画最大的区别，是仅仅在于你把这些技巧性的东西变熟练以后，又回到过去的这种情节性绘画中去应用，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吗？还是有新的其他方面的发展？

　　宋：我个人在画油画这个过程中，说实话技术对我的打击很大。其实我毕业创作时已经不存在对主题的挖掘了，因为我的关注点是很个人的。这个东西可能会贯穿一生，包括在画“洗澡”的时候，是我个人的一个造型而不是一个符号。上大学我读的是版画系，我现在认为版画系的存在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可以合并到国画系、或师范系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独立性不够，它只是一个技术上的东西，你只要解决了技术上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做版画。当时我的一个老师梁（全）说过一句话，我上大学三年纪的时候，那位老师从美国回来，他代我们色彩课，他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导致了我后来对油画的兴趣，他说：“版画和油画同样在一个大展厅里展出的时候，首先被注意到的是油画不是版画，油画是个大画种，在国际上油画是个大画种”，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毕业以后开始接触油画，当时毕业创作做的是铜版画和素描手绘的作品，传达地是和现在包括“玩世”、“幸福花园”、“洗澡”等作品相关的一系列东西。当时已经注意到这些东西，也找到了一个点。毕业以后在北京开始接触油画的时候，最大的障碍就是技术问题。我的前提早就固定了，我只关注人，我个人的、主观的、没有道理的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它在绘画当中是成立的。但是当我要表达人的奇怪的、丰富的、暧昧的这种关系的时候，我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问题。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解决工具和人的协调的关系，怎么样更充分地表达我自己。后来我弹过一段吉他，记得最早买的是“红棉”吉他，后来买的“芬达” (FENDEI)吉他，我发现后者按和弦就比前者要容易，当你的工具和手段特别顺的时候，你要传达的你的意思就会特别流畅，我觉得是这样的。

　　黄：实际上通过“洗澡”你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过去画情节性的东西，现在要回归那里，你觉得这个历史时代变了吗？现在画的情节性东西和过去那个时代的情节性东西最大的区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