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金术、经验与历史：07年连州摄影年展主题阐释

　　这里有个问题：歌德寻找的那“长青之树”是什么?在《浮士德》中，他说道“生命之树长青”;可是，是什么赋予生命以力量与意义，在一个人类与自然与宇宙的联系——自然的或神秘的——渐渐脱离悖反的世界?换言之，我们何处重寻我们的经验?这也正是摄影理论里的根本问题之一，在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等人的思考中我们都可以寻到踪迹。诗歌是永恒的，小说是永恒的，他们可以通过记忆等建立一个小小的经验宇宙并栖居其中。“对美的艺术追逐”这一古典理想在现代仍然存活;美学艺术意义上的摄影问题直到如今还是一个难题。本届摄影鲜明提出的“摄影作为经验”可以说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自然是对摄影史的一个再度清理与反思。

　　“一般地辩论都局限于有关‘作为艺术的摄影’(Photegrahphie als Kunst)的美学争论，而像‘作为摄影的艺术’(Kunst als Photographie)这样更具社会意义的论题却罕受人关注。”这句话成了本雅明的摄影理论的超浓缩版。摄影最大的危险在于它的艺术职业化，其结果是将摄影限制于美学范围内，使之受制于时尚的追逐与所谓的美的创造力(schoepferisch)原则。而这一切都是对摄影之社会功能与社会意义的否定，摄影应该成为观相术的、政治的与科学的，而不是成为商业化的工具而已。只有这样，摄影才能来探索现实经验，应对社会秩序的危机与对立的复杂现实。

　　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摄影与现代城市关系不可分割。世纪之交的法国摄影师阿杰留下的巴黎无人街景也深受本雅明重视。在本氏看来，这位摄影界的布索尼的意义却在于“去揭开现实的面具。”面具揭开之后，作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都城的花都巴黎是如此空空荡荡，了无生气。这当然就是阿杰作为摄影师的伟大成就，他的照片“回归于现实”，而不是用种种名义手段来加以掩饰美化。与早期摄影的“亲密感”相对，本雅明呼吁一种“健康的异化”，即在人与环境之间建立起不可缺少的正当关联，为政治性的眼光打开空间。于此，本雅明的社会历史中心已经昭然若揭。这样一来，一种新的被拍摄者与拍摄者才会出现。阿杰照片的价值就在于不再追求已经消散的灵晕，揭开了社会现实，为现代人真实的“生活空间”的呈献充当了先驱。灵晕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新的人像摄影所展示出来的人们的“生活空间”，一个时代经验的真实图像。

　　援引布莱希特，本雅明提出必须要“建构一些东西”，一些“人工的”、“制造出来”的东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才说“将来文盲不是不会写字的人，而是那不懂摄影的人。然而，如果一个摄影师连自己的照片也不能阅读，岂不是连文盲也不如”!也许，首先该强调的是摄影师的意识与行动，但是，本雅明意义上的摄影之“真”却离不开获得新“眼光”新意识的摄影观者。就此而言，技术意义上的专家并不是决定性的，另一位摄影思想者罗兰·巴特也说，“业余爱好者”才最懂得摄影的真谛。在全民摄影时代即图像泛滥的数字时代，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在《摄影小史》篇末，本雅明引用波德莱尔对摄影的经典批评。在波氏看来，“在这可悲的时代，一种新的工业出现了”，愚昧的大众靠摄影完成了对艺术的“复仇”，摄影之父达盖尔成了他们的“救世主”。本雅明提醒我们，对这位大诗人兼“现代性之父”的这番评论需要转换重点进行把握。足令我们重视的或许应是波德莱尔焦灼的危机感。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个危机矛盾的时代，“无气节的摄影记者”应运而生，因为世界林林总总，却都同样可以与罐头一样成为摄影题材，变成“世界是美的”这句古典格言的注脚。世界变成一种“集中展示”( zusammenschau)的对象，只是“展示”而已，只是被“看”——或者可以说，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摄影即占有”亦可改写为“看即占有”——而已，如果我们缺乏了哪怕波德莱尔这样的“落伍”的摄影观。

　　摄影可以成为马尔罗所谓的“无墙的博物馆”，可以成为后现代教父之一麦克卢汉所谓的“无墙的妓院”，也可以成为反对“安逸”——这是本雅明对历史主义研究的著名批判;巴特明言，摄影与历史主义一道出现——直面历史之人眼中的“历史建构”之途。无论身为摄影作者亦或摄影观者，本雅明从历史哲学角度提出的种种问题仍然值得研究者注意，也仍有力度逼迫我们在“野蛮的摄影”与“驯服的摄影”(巴特语)之中作出思索或选择。在我们这个时代，身为摄影读者的我们如何拥有一种“炼金术”般的读解本领，如何寻找并建设自己“依之而生的经验”，或许正是本届连州摄影节带给我们的结实的理论与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