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佐访谈

　　袁：我受我父亲的影响很大。他画了无数水粉写生，六十年代画苏州，七十年代画工厂、农村。他和老先生们出去画写生——他那时还年轻，画的水粉画颜色非常干净，几乎是平的，只是在两三块颜色相交时，你感到它们有冷暖、明暗变化，由此产生光感。每一个形都非常明确。他这种理解光和空间的方法，跟当时美院的苏派小风景有很大区别，是完全独创的，是用中国自己的意识使用颜色、观察形。(见图)我从小就看这个东西，到初中时，自己也尝试这么画水粉，后来到空政歌舞团，出去演出时也不断画风景写生，小的水粉至少画了几百张。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启示是潜移默化的，根深蒂固的。所以到了中央美院，我很少画苏派小风景油画，几乎没画过。

　　周：抽象的元素从那时候就有了。不应该说“抽象”，应该说“概括”。

　　袁：或者说“提炼”，追求一种形式美。当时在中国不敢讲“抽象”，讲“抽象”这个词是大逆不道的。你只能讲“提炼”、“概括”，也不能讲“变形”。

　　周：通过画很主观地改造对象，这实际上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袁：每块形、每块色彩可以画得非常肯定，不像在写实风景油画里，可以虚过去，可以非常模糊。在我的水粉画里，每个形、每个笔触都很明确。

　　周：对背景给予的注意力跟主体没有差别，所有地方都是同等对待。

　　袁：意思上可以这样理解。

　　周：同样重视，所以没有背景，只有空白了。

　　袁：这跟中国画的意思相符、接近。中国画的空白不等于没有画画，这个地方没使用墨，但使用了空白，同样考虑到了形的处理和大小安排。

　　除了我父亲，老先生们对我的影响也很大。70年代，我经常跟父亲去看卫天霖先生的油画、庞薰琹

　　先生的油画。庞薰琹先生在家画静物花卉、画窗外白家庄13路汽车的车站。所以我从小就有记忆，油画应该是这么画的。吴冠中去外面写生，回来给我父亲打电话，我们吃完晚饭就跑去看画。还有学生到家里看我父亲的画，就像翻西洋景，所有的水粉竖一摞，一张一张翻，每周都有三两次。这种熏陶对我的影响相当大，我觉得完全不亚于在学校里的学习。

　　周：这几个人和当时的主流艺术是反着来的。

　　袁：完全不一样。这几个人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人，从来没有在主流展览里出现过，但我觉得油画就应该这样。还有印象最深的一次，不记得是71还是73年了，我叔叔三更半夜从外面跑进来，跟王重——那会儿还是小年轻——背着几本画册跑到我家来看，说这是法国后印象主义——梵高，塞尚、高更——那是第一次看印象派，哇，画还可以这样画!

　　周：那会儿您多大?

　　袁：13?12?差不多。

　　周：那是在您父亲画成那种风格之前、还是之后?

　　袁：他们从50年代末就那样画画了，那时还没见过印象派。所有这些对我的影响非常深，中国形势慢慢开放了，到80年代就想出国学习。有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到美国看看?当然好啊，就去了。但是我记得走之前去范曾先生家告别——范曾先生跟我父亲都是南通人，他说，啊，我送你一张画吧(画了一个老头逗猴子)，他说，这是中国的宝贝、精品，你不要相信这些画——拿出来法国乔治·鲁奥的东西——这些都是垃圾，怎么能称之为绘画呢?我印象极深，这是离开北京之前的事儿。

　　周：出来之后呢?

　　袁：那时候没有这么明确一定要干什么，一定要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要去看博物馆、看原作。出去时我以为上不上学都行，看看画就可以回来了，但这一看时间就长了，回不来了，越看越多。我记得第一次看原作是在米尔沃基市美术馆，非常兴奋，再往后去纽约，一个一个博物馆挨着看。曾经还买了长途汽车票，175块钱15天，天天坐车，从美国东部一直到芝加哥，15天里把芝加哥以东的所有美术馆和画廊都转遍了。

　　周：看原作和在国内看印刷品的差别和收获在什么地方?

　　袁：多了肌理的感觉、色彩的力量，主观的东西更多，更有人的激情在里面，这在印刷品里是看不到的，是无法形容的。当时看印刷品的感觉我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大家都很小心，怕出声儿，怕走廊里别人听见去告密，只记得那种情节。后来到博物馆看原作总是非常兴奋，一直到现在。前阵子在纽约住了一段时间，天天下午去大都会。

　　周：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多了些主观的东西——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但是我不太同意主观的东西是激情。激情很难说清楚，对着一个东西，最终还是要通过理性来改造，激情做不了改造。有个误区是，画得很快、颜色很疯狂就代表激情。

　　袁：你说得很对，只用疯狂代表激情就太简单了。假如咱们听到一个非常细腻的音乐，或者默默读一首诗的时候，心里突然激动了，那一样是激情。不一定非要砸一个东西或者疯狂跑一圈，但是你这时候的感受的确是非常强烈的，而最后怎样表现在帆布上，是由你的视觉经验、你的文化判断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