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误读及其有效性

　　萨：这个听起来就像是“Binary”(二进制)这个词，是一个计算机词汇，现在的人常常用电脑的、数字的概念来划分这个世界，我们是一个Binary的世界。但是这种方式肯定是有缺陷的，有它的“瓶颈”，或者说是限度。这个Binar、y世界也像西方看待现代的一种方式。虽然说阴阳、梵天湿婆这种思维体系看起来似乎是很古老，也很久远，但今天再拿来看，它依旧很有效，其有效在于阴阳方式有能力对当前数字化的思维提出质疑。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回归到以前的思维，但这是一种方式。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考虑自我身份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西方现代语境里面会用“Se1f”这个词，在欧洲的科学体系里面，我们理解“Ego”(自我)，在现代科学体系里，却是“No self”(无自我)，或者是“Non—self”，“身份”是用语言建构出来的东西。传统观念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在心里面，你会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而现在欧洲的科学体系告诉人们，我们的大脑皮层就是结构，沟回组成，你跟大家一样，都是由结构组成，并没有一个“自我”存在。而在亚洲的传统里面，有一个词是“Sumyata”，是虚无的意思，就是把“自我”想象成为虚无，认为“自我”是虚无的。

　　这样的两个例子就是要告诉我们，看起来比较久远的传统的思维方法，都可以用来思考我们的现实问题，思考自我存在、自我身份这种概念。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共性来利用它，而且现在正在被利用着。

　　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人，一个是弗朗西斯科(Franclsco Vakela)，另一个是弗里兹·卡普拉(Fritz Capra)，他们是科学家和作家。弗朗西斯科来自巴黎，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很好的佛学研习者，如果读他的书，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是怎样把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现代的新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而卡普拉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物理之道》(The Tao of Physics)，这个“道”就是道家所说的“道”。这两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证明我们在用一些传统的古老概念来重新思考现在的问题。从这就可以看出亚洲的文化有很多的共性，很多观念都是相通的，而且都是可以被用来思考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的。

　　靳：我们这几天也一直在谈“翻译”的问题。翻译，特别是文化翻译，它很大的一个后果就是误读。在异文化之间，翻译导致的误读是一个我们无法拒绝的副产品，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其实，不要说两个种族之间，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误读也是很大的。我认为误读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创造性。您认为误读在文化中以及在展览中怎样能体现出它的有效性呢?

　　萨：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可能会无限接近，你可以把它翻译得很好，但绝对不会“就是”。语言一和语言二，或是文化一和文化二，中间可能会有一定的交集，但是，它们分别有自己不同的逻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存在误译的部分是不可避免的，这中间肯定有些是“不可翻译性的”，从而导致误译的产生。当然其中也会存在好的误译，这也是创造性产生的缘由，当然也有不好的误译。

　　靳：是的，我刚才也提到这中间有创造性的空间，我也承认它存在的“合法性”。我想问在策展这样一个工作当中，您如何把其中创造性的东西展现出来呢?

　　萨：首先是要有比较好的翻译，当然翻译不可能百分百绝对的完美，只有两个机器之间才会存在百分百的完美，但是两个人之间总会有差异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的翻译有时会创造出新的东西，而在两者之间，好的误译可以此起彼伏地相互促进产生新创见，就像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误解一样。

　　靳：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

　　您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哪部分比较感兴趣?

　　萨：你知道，对我而言这是第一次，之前我只了解中国艺术中古典的部分，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并不是很了解。别人告诉我说中国还是跟俄罗斯一样在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东西，还是在画****时期的那种革命十生的、宣传性的东西。我是在伦敦看见了中国的当代艺术，现在我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真的非常有意思。后来跟中国的留学生交流，才了解到中国当下的艺术是怎样一种现状。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件不像艺术的艺术，有的学生会说这不是艺术，而中国的学生看后会说“嗯，它可能、可以是艺术哦”。这就是说对艺术的思维方式已经在发生变化了。我们想讨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去创造跟传统的思维定势不一样的艺术，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